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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5月26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4年5月26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开发利用
第三章 水、水域和水工程保护
第四章 用水管理
第五章 水害防治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以下简称《水法》），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我省境内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水资源，防治水害，必须遵守《水法》和本办法。
第三条 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兴利与除害并重、开发利用和保护管理并重的原则，加强水利的建设和管理。
第四条 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保护和防治水害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并监督执行《水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方针、政策；
（二）会同有关部门对水资源进行调查评价和综合科学考察，编制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防治水害的综合规划；
（三）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本行政区域内水长期供求计划和水量分配方案；
（四）组织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制度；
（五）统一管理城乡水资源，对水资源进行统一调配；
（六）负责乡镇供水；
（七）管理节约用水工作；
（八）依据本级人民政府授权，处理水事纠纷；
（九）负责江河、水库的水质监测和调查评价工作，协同环境保护部门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十）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五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水政监察制度。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水政监察人员，依法对水事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政府职责分工，协同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有关的水资源管理、保护和防治水害工作。

第二章 开发利用
第七条 全省水资源的综合考察和调查评价，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统一进行。
第八条 省管和其他跨市的江河，除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外，其流域或者区域的综合规划，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有关市人民政府编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其他江河流域或者区域的综合规划，由市或者县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区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
准，并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条 开发利用水资源和防治水害，必须符合综合规划和专业规划。
修订综合规划和专业规划，应当经原批准机关审核批准。修订后的综合规划应当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在制定城市、工业、农业发展规划时，必须以水资源评价作为重要依据。
在水资源不足地区，应当限制城市发展规模，限制耗水量大和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逐步建立节水型工业和农业。
有条件利用海水的工业，应当充分利用海水资源。
第十一条 兴建各类工程，对原有灌溉用水、供水水源有不利影响的，建设单位必须征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并应当采取补救措施或者予以合理补偿。
第十二条 非农业建设确需占用农业灌溉水源和水利工程设施时，必须报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占用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采取补救措施或者给予相应补偿。
第十三条 兴建各类工程，凡涉及水资源利用、防洪安全和水源污染的，其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设计任务书）应当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报有关部门批准。
第十四条 在河道、渠道上修建闸坝、桥梁、码头和其他拦河、拦渠、跨河、跨渠、临河、临渠建筑物，铺设跨河、跨渠管道、电缆等设施，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征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查同意，
第十五条 国家兴建的防洪、排涝、农田灌溉等工程所需资金，除国家安排部分投资外，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由受益单位和个人合理分担。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兴建的防洪、排涝、农田灌溉等工程所需资金，应当根据量力而行的原则，按照受益的大小，由受益单位和个人合理分担。

第三章 水、水域和水工程保护
第十六条 各单位应当加强水污染的防治工作，保护和改善水质。
向河道、水库、渠道等水工程内排污，设置或者扩大排污口，排污单位在向环境保护部门申报之前，应当征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
第十七条 在水库周围和河流两岸从事采矿和其他生产建设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水体和损坏水工程。
第十八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必须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对超标排污，严重影响水体用途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制止。
第十九条 开发利用地下水，应当保持采补平衡。对超采的地区，应当采取回灌措施，严格控制取水量。
第二十条 对下列水工程及设施，应当按照经批准的设计，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划定管理和保护范围：
（一）提水、引水、泄水、挡水建筑物和水电站；
（二）水库；
（三）河道、渠道、堤防；
（四）水文监测设施；
（五）生活饮用水水源地；
（六）其他水工程及设施。
水工程及设施的管理和保护范围划定后，由工程及设施的权属单位管理，并建立管理和保护制度。
第二十一条 在水工程及设施的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确需修建建筑物，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征得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第二十二条 禁止实施下列行为：
（一）毁坏或者侵占水文、水工程及其通讯、照明、电力、观测、交通等设施；
（二）在河道内修建套堤；
（三）在水库坝坡、河堤、渠堤上建房、放牧；
（四）在水库、河道、水塘、水渠及其他水域中洗刷有毒有害物品和炸鱼、毒鱼；
（五）在已经或者能够引起海水倒灌的地段开发地下水；
（六）在堤防、水源工程、渠道保护范围内爆破、打井、采石、采矿、取土、建窑、埋坟、挖筑鱼塘虾池；
（七）在生活饮用水水源地管理和保护范围内排放废水，弃置垃圾；
（八）非水工程管理人员操作水工程上的有关设施；
（九）在河道、水塘内或者在水工程及设施的管理和保护范围内弃置垃圾、煤灰、矿渣等；
（十）其他危害水工程安全的行为。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开闸引水、泄水和破堤；
（二）拆迁或者移动水文及水工程的通讯、照明、电力、观测、交通等设施；
（三）在水工程及设施的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砍伐树木。

第四章 用水管理
第二十四条 全省和跨市的水长期供求计划，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订，报省计划主管部门审批。市和跨县的水长期供求计划，分别由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据上一级水长期供求计划，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订，报同级计划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五条 本行政区域内的水量分配方案，由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制订，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跨市、县的水量分配方案，由省、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求有关市、县人民政府意见后制订，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六条 直接从江河、湖泊和地下取水的单位和个人，除家庭生活、畜禽饮用取水和其他少量取水不需要申请取水许可外，必须按照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的规定申请办理取水许可证。
第二十七条 开发利用水资源，按照下列规定实行分级审批；
（一）在省管河流干流上取地表水或者日平均取地下水10000立方米以上（含本数，下同）的，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二）在市管河流上取地表水或者日平均取地下水10000立方米以下至3000立方米以上的，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在省管河流的一级支流上日平均取地表水5000立方米以上的，在征得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三）在县管河流上取地表水或者日平均取地下水3000立方米以下的，由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四）跨市、县取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由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需要取水城市规划区内地下水的，应当经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并签署意见后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八条 水费的计收和管理，按照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水资源费的征收管理，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执行。在国务院未作出规定之前，按照省人民政府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实行计划用水，厉行节约用水。
供水单位应当编制供水计划，按计划供水。
工业用水应当实行定额管理，推广使用节水新工艺、新技术，控制污水排放，提高污水处理率和水的重复利用率。
农业用水应当采取节水灌溉方式和工程措施，推广节水的耕作制度，提高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率。
城镇生活用水应当安装水表，提倡使用节水器具。

第五章 水害防治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工作。防汛与抗旱工作实行首长负责制，统一领导，分级分部门管理。
第三十一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及有关部门、单位应当及时监测和预报汛情、旱情。
第三十二条 汛情紧急或者旱情严重时，各部门、各单位必须服从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的防汛抗旱指令。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可以在其管辖范围内，随时调动人力、物力、财力参加抗洪抢险和统一调配水量。
第三十三条 省管江河防御洪水方案，由省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四条 防汛抗旱指挥机构下达的蓄洪、分洪、滞洪的命令，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执行。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成绩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或者水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模范执行《水法》及本办法，制止违法行为事迹突出的；
（二）开发、保护和管理水资源，节约用水成绩显著的；
（三）在水害防治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四）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科学研究方面贡献突出的。
第三十六条 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除障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
（一）兴建各类工程，对原有灌溉用水、供水水源有不利影响的；
（二）兴建各类工程，涉及水资源利用、防洪安全和水源污染的；
（三）在河道上、渠道上修建闸坝、桥梁、码头和其他拦河、拦渠、跨河、跨渠、临河、临渠建筑物，铺设跨河、跨渠管道、电缆等设施的；
（四）向河道、水库、渠道等水利工程内排污，设置或者扩大排污口的；
（五）在水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修建建筑物的。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至（八）项及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除障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个人可以并处3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10000元以下罚款：
（一）排污单位拒绝现场检查或者提供虚假情况和资料的；
（二）上游地区擅自增大下泄洪水、下游地区设障阻水或者缩小河道过水能力的。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二）项的，由县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除障碍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8000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的，由县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按林业法律、法规处罚。
第三十九条 在河道、水塘内或者水工程及设施管理和保护范围内弃置垃圾、煤灰、矿渣等，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除障碍，可以并处每立方米5至10元罚款。
第四十条 未办理取水许可证，擅自直接从江河、湖泊和地下取水的，由县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取水，查封水源工程。
第四十一条 使用供水工程供应的水，拒不交纳水利工程水费的，由供水工程管理单位责令限期交纳。逾期不交的，供水工程管理单位有权限制供水，直至停止供水。
直接从江河、湖泊和地下取水，拒不交纳水资源费的，由征收水资源费的行政部门责令限期交纳。逾期不交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查封其水源工程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构成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阻碍水工程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履行职责和水政监察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构成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罚款应当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票据。罚款一律上交同级财政。
第四十五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主管部门以及水工程管理单位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对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省水利厅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5月26日
强制拍卖船舶中法律关系分析

吴星奎


中文摘要：海事法院在强制拍卖船舶中，涉及多方当事人，只有理顺其中的法律关系，方能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然而，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有些问题仍争议颇大，如究竟谁是拍卖法律关系中的出卖人，被申请人是否需要承担物的瑕疵担保责任等，本文从四方面分析了各方的法律关系。
关键词：强制拍卖；船舶；法律关系

强制拍卖船舶指进行海事诉讼的海事法院依海事请求人的申请，按照法定程序，将被扣押的船舶拍卖，保存价款，用以保证将来作出的生效判决或仲裁裁决得以执行的保全措施，或者海事法院为执行生效判决或仲裁裁决而采取的执行措施。海事法院强制拍卖船舶程序中，涉及多方当事人，关系颇为复杂，理顺这些法律关系，对于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具有重大意义。遗憾的是，我国目前并没有专门的强制执行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下简称《海诉法》）第三章“海事请求保全”第二节“船舶的扣押和拍卖”的规定，强制拍卖船舶适用《海诉法》的规定，《海诉法》没有规定的，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规定。拍卖程序中涉及的主体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海事法院，拍卖船舶委员会，竞买人。本文拟对各方法律关系逐一分析如下。
一 申请人、被申请人、海事法院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任意商业拍卖中，存在委托人和受托人即拍卖企业的行纪关系，那么海事法院强制拍卖船舶程序中，申请人与海事法院的关系是不是与任意商业拍卖相同呢？仔细分析二者有如下不同：首先，被拍卖财产的权属不同。任意拍卖中，委托人一般对于拍卖物有所有权或处分权，而强制拍卖船舶中，被拍卖船舶的所有权属于被申请人，海事申请人对被申请船舶既无所有权也无处分权；其次，拍卖程序不同。任意拍卖的依据是我国《拍卖法》，而强制拍卖船舶依据我国《海诉法》，《海诉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我国《拍卖法》的有关规定；最后，拍卖程序的启动不同。任意拍卖中，委托人对拍卖人发出要约后，拍卖人接受委托的，一般来说委托拍卖合同即成立，而强制拍卖船舶中，启动程序为海事请求人在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后，向扣押船舶的海事法院申请拍卖船舶，并且海事法院收到拍卖船舶的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作出准予或者不准予拍卖的裁定。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还可以申请复议。
由此可见，申请人与海事法院的关系是当事人与审判机关的关系，而不是委托人与被委托人的行纪关系。强制拍卖船舶是诉讼行为和审判行为的一部分，同普通的商业拍卖有重大区别。强制拍卖船舶是海事法院应申请人的请求，为保护其海事请求权得到实现，利用国家赋予的公权力，依照法定程序和条件实施的一种保全措施。
强制拍卖的船舶是被申请人所有或光船租赁的船舶，但是在强制拍卖船舶中被申请人是被动的。拍卖程序的启动与否，并不依赖于被申请人的意志。并且根据《海诉法》的规定，买受人付清全部价款后，原船舶所有人应当在制定的期限内于船舶停泊地以船舶现状向买受人移交船舶；原船舶所有人应当向原船舶登记机关办理船舶所有权注销登记。若被强制拍卖的船舶属于被申请人所有，则其承担了交船义务和注销义务，这种义务是法定的。可见，被申请人与海事法院的关系也是当事人与审判机关的关系，海事法院行使审判权，被申请人承担诉讼义务。当然，海事法院对于被申请人的船舶，负有合理保管义务。2000年9月2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明确规定：“违法采取保全措施，是指人民法院依职权采取的下列行为……（四）对查封、扣押的财物不履行监管职责，严重不负责任，造成毁损、灭失的，但依法交由有关单位，个人负责保管的除外。”实践中，若海事法院派员对被扣船舶执行扣押，则其应尽合理监管职责，否则，由于其严重不负责任而造成被扣船舶毁损、灭失的， 原船舶所有权人可以向海事法院提起司法赔偿之诉。另外，拍卖所得款项，海事法院应妥善保存，若拍卖所得款项在清偿债权后尚有剩余，则应当返还给原船舶所有权人。
至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关系，有学者认为，“由于强制卖船阶段并未确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认为强制拍卖船舶的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关系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1]然而，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太过绝对，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并不以法院或有关机构之裁判为必要。“盖债权无排他性，其成立，其内容，纵委诸当事人之意思自由决定”。[2]因此，应当认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基础债权债务关系先在所不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海事诉讼法律关系，这种诉讼法律关系是在海事法院主导下进行的。正如田平安教授所言：“民事法律关系是一种多面关系，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内容系指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3]
二 海事法院与买受人的关系
海事法院是否是强制拍卖船舶法律关系中的卖方这个问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国际上，一直争议颇大。其理论基础在于强制拍卖性质的定位，归纳起来学界有三种学说，即公法说、
私法说、折衷说(对此学界多有论述，笔者不再赘述)。[4]笔者赞同其中的折衷说，强制拍卖是一种特殊的买卖行为，兼有公法处分和私法买卖的性质，具体到海事法院强制拍卖船舶的理论中，一种观点认为，法院是以卖方的身份出现的，如邢海宝先生认为：“在强制拍卖船舶中，海事法院是拍卖人。它与买受人之间是买卖法律关系”“海事法院与买受人签订的拍卖成交确认书具有买卖合同的性质和效力”。[5]金正佳法官在其主编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海事诉讼法论》一书中也认为：“在强制拍卖船舶的法律关系中，海事法院是拍卖人，海事法院与买受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拍卖人与买受人的关系。尽管海事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但在与买受人的关系上，是以特殊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身份出现的，与意定买卖中拍卖人的地位没有本质的区别，海事法院与买受人的关系也是一种买卖法律关系，受民事法律的调整，海事法院是卖方，买受人是买方”。[6]另一种观点认为，被拍卖船舶的所有权人才是卖方。如徐孝先法官认为：“被拍卖物的所有权人因拍卖程序而直接参与了拍卖活动，是被拍卖物的卖方，有权监督法院是否依程序法规定的原则、制度、程序和方式进行拍卖。买卖合同随着法院拍卖成交，在被拍卖物的所有权人与买受人之间建立。”[7]刘铁男法官也认为：“法院不是强制拍卖船舶中的卖方，其理由并不是强制拍卖中没有卖方”“所以，船舶所有权人才是强制拍卖船舶法律关系中的卖方，只是他不是按自己的意愿主动去卖，而是按法院的意愿被动去卖而已，如果认为法院是卖方，就变成了强制主体－法院强制被拍卖的对象卖方－还是法院出卖，这是不合逻辑的。之所以采用公开竞卖即拍卖形式出售，完全是为了船舶所有人在意愿被剥夺的情况下，其合法利益不受损害和更加公平。强制加拍卖合二为一，就是船舶的强制拍卖。法院只是强制拍卖船舶的强制执行人。”[8]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更加合理科学。首先，从物权法的角度观察，物权的基本权能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而对于船舶所有权人或光船承租人而言，若船舶被死扣（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是死扣），则海事法院一般会派员登轮看管，并且船舶不能投入营运，更不能处分或者设置抵押权。显然此时船舶所有权人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能都受到限制或剥夺。固然通常买卖法律关系中卖方对于出卖物具有所有权，且一般都是完整的所有权，然而船舶被扣押后，船舶所有权人的所有权已经残缺不全，以所有权关系来认定卖方并非适当。其实在民法中，比如委托合同、隐名代理中，代理人对于出卖物并没有所有权，但是代理人可以作为买卖合同中的卖方，其原因在于其有处分权（经被代理人授权），强制拍卖船舶中，对于船舶具有处分权的主体，毫无疑问是海事法院；其次，若以船舶所有权人为出卖人，则船舶所有权人不能成为竞买人，然而，这与实践不相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也没有禁止拍卖物的所有权人的竞买资格，虽然我国《拍卖法》第三十条规定：“委托人不得参加竞买，也不得委托他人参加竞买”，但是，强制拍卖的目的毕竟与任意拍卖不同，强制拍卖船舶的目的是保全债权，让作为债权人或担保人的原船东参加竞买，比不允许其参加竞买，对海事请求申请人而言，有利而无弊；再次，若认为原船舶所有权人是出卖人，则依买卖合同原理，其负有交付标的物，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然而，实践中原船舶所有权人不露面不应诉的情况并不鲜见，这种情况下交付标的物的义务无疑在海事法院，至于转移标的物所有权，我国《海诉法》规定：“原船舶所有权人应当向原船舶登记机关办理船舶所有权注销登记。原船舶所有权人不办理船舶所有权注销登记的，不影响船舶所有权的转让。”所以交付标的物，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主要义务承担者是海事法院，这也与起出卖人的地位相符。最后，在强制拍卖船舶中，买受人只需关心船舶本身的状况，完全没有必要理会被拍卖船舶的申请人和原所有权人是谁，买受人只是通过拍卖委员会与海事法院发生关系，与强制拍卖船舶的申请人与原所有权人无买卖法律关系，比如交存保证金，预付款，都是交向海事法院，如此，认为船舶所有权人为出卖人显然与强制拍卖船舶的法律实践不符。

三 海事法院与拍卖委员会的关系
根据我国《海诉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拍卖船舶委员会对海事法院负责，受海事法院监督”。金正佳法官认为：“在拍卖过程中，拍卖委员会以自己的名义与竞买人发生关系，但不能因此认为其系强制拍卖法律关系的主体。拍卖委员会是具体执行拍卖事宜的临时性机构，对海事法院负责，受海事法院监督。其性质和地位类似于审理实体案件的合议庭”。[9]邢海宝先生也持相同看法，认为：“拍卖委员会是基于海事法院的拍卖裁定或协助执行通知书等具体执行拍卖事宜的临时性机构，对海事法院负责”。[10]笔者赞同这种观点。首先，可以从法人制度角度分析。从主体资格来看，强制拍卖船舶法律关系中的卖方是海事法院，海事法院是公法人，所谓公法人“是指以公共利益位目的，即以提高政府效能、满足社会需要和改善社会公共福利的目的而设立的法人”。[11]所以还是法院可以作为独立的主体与买受人发生法律关系，而拍卖委员会作为一个临时机构，无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最基本的是没有责任能力，责任承担能力的缺乏决定了其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对外发生法律关系。其次，借鉴行政法的理论，“临时机构是国家行政机关设立的，协助其处理某项临时性行政工作的组织。临时机构都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但经行政法规范的授权也可以成为行政主体。从理论上来说，行政法规范不宜对临时性机构授予行政主体资格”，[12] 虽然司法主体同行政主体存在一定差别，但是与行政临时机构一样，司法机关设立的临时性机构同样不具有主体资格。
拍卖船舶委员会由海事法院指定的执行人员和聘请的拍卖师、验船师三人或五人组成。由于其中有法院之外的拍卖师、验船师，给人一种拍卖委员会具有独立法律地位之感觉。实际上，拍卖工作仍由法院主导，“拍卖船舶的实践中，海事法院的执行人员起主要作用”[13]，拍卖师和验船师只是从事技术性工作，由法院聘请。实践中，拍卖前公告由海事法院发布，拍卖船舶一般在海事法院内进行，时间由海事法院决定，竞买人的保证金也交存于海事法院账户，拍卖成交书由海事法院盖章，船舶移交后由海事法院发布解除扣押并发布公告，对于恶意竞买者由海事法院罚款。从上可看出，强制拍卖船舶过程中，海事法院与拍卖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是司法主体与其设立的临时机构之间的关系，拍卖委员会并没有独立之主体地位。
四 买受人与申请人、被申请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买受人与申请人、被申请人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主体，即二者是可能重合的，申请人、被申请人也可能成为买受人。我国《海诉法》并没有禁止申请人、被申请人参加竞买。200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工作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可以参加竞买”，这个规定虽然只适用执行中的拍卖，但其中关于竞买人的规定应该同样适用于保全中的拍卖。
若买受人与被申请人并不是相同的主体，则二者关系如何呢？如前文所述，强制拍卖船舶法律关系中的卖方是海事法院，原船舶所有权人并非卖方，买受人与原船舶所有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并非买卖法律关系。然而，二者并非毫无关系，《海诉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买受人付清全部价款后，原船舶所有人应当在指定的期限内与船舶停泊地以船舶现状向买受人移交船舶”，第四十条规定：“原船舶所有权人应当向原船舶登记机关办理船舶所有权注销登记”。可见，原船舶所有权人对于买受人负有两项法定义务：移交船舶和注销船舶所有权登记。然而，笔者认为把移交船舶义务赋予原船舶所有权人并不妥当。如上文分析指出，强制拍卖船舶法律关系中，海事法院是卖方，而交付标的物是出卖人的首要义务，理所当然应该由海事法院承担。实际上，被强制拍卖船舶处于被扣押状态，根据《海诉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移交船舶完毕，海事法院发布解除扣押船舶命令”，那么在解除扣押命令之前，原船舶所有权人不得擅自处置船舶，何以移交？实践中，原船舶所有权人由于船舶被拍卖一般是在违背其意愿下进行的，往往其不与法院配合，消极被动，设置障碍，千方百计阻扰拍卖的进行和交接工作，甚至原船舶所有权人为逃避责任，可能根本不露面，若硬性规定原船舶所有权人的交付义务，无疑会极大地打击竞买人的信心，降低强制拍卖的公信力。强制拍卖是一个有机整体，应当包含强制交付，否则很多情况下交接船舶很难完成。具体到实践中，法院应组织执行人员和法警上船，强制原船舶所有权人的船员离船，强制原船舶所有权人交出各种船舶证书等。
有人主张“在立法上应规定原船东负有向竞买人或者主持拍卖船舶的法院说明其已知的该轮隐藏瑕疵的义务。否则，要对该瑕疵承担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对原船东未知的隐藏瑕疵，应准予买受人行使物的瑕疵担保请求权”。[14]
笔者认为这种主张并不妥。在强制拍卖程序中，无论是采公法说还是私法说的国家，基本都排除了应买人的物之瑕疵担保请求权。[15]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922条规定：“在强制变卖时，不存在对物的瑕疵提供担保”，瑞士债法典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除非有明示担保或者拍卖人有故意欺诈行为，不得推定在强制拍卖中应当承担法定之瑕疵担保”。笔者也认为不应当赋予原船舶所有权人的瑕疵担保责任。首先，上文已经明确，原船东并非卖方，让其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恐怕与买卖关系的一般法律原则相悖，违背了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其次，拍卖委员会中有专业的验船师参与，对于船舶的一般瑕疵甚至隐藏瑕疵，验船师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当都可观察出来，这与普通买卖中没有专业检验人员的参加而让卖方承担物的瑕疵担保责任显然不同。
海事法院强制拍卖船舶中，法律关系纷繁复杂，笔者抛砖引玉，盼业内人士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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