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做好安全生产监督有关罚款收入管理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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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安全生产监督有关罚款收入管理工作的通知
关于做好安全生产监督有关罚款收入管理工作的通知
颁布单位 财政部 安全监管局
颁布日期 2003-11-20
文 号 财建(2003)617 号
类 别 经济建设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为了更好地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现就安全生产监督有关罚款收入管理工作的问题通知如下：一、有关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关于发布〈罚没财物和追回赃款赃物管理办法〉的通知》[（86）财预字第228号]、《关于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实行预算管理的规定》（中办发[1993]19号）、《关于下达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实行预算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财预字[1995]27号）、《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国务院令第235号）、《关于印发〈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财综字[1999]87号）、《关于印发〈罚款代收代缴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字[1998]201号）、《关于印发〈当场处罚罚款票据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财预[2000]4号）等文件规定，各司其职，做好罚款收入的开单、代收、缴库和报查工作。
二、罚款收入通过“其他罚没收入”科目就地全额缴入地方国库。
三、本通知适用于县级及县级以上地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在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对所负责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实施安全监督所取得的罚款收入。
接此通知后，请各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尽快与同级财政部门及其他相关机构进行协调，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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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人的载体，人是社会的影像，不同的生活场域塑造着不同样态的人，而不同样态的人又归属于不同的生活场域，因此，政治社会塑造并需要的是“政治人”，法治社会塑造并需要的是“法律人”。由于法治社会奉行着一套与政治社会迥然相异的价值理念和治理模式，所以法治状态下的法律人便与政治状态下的“政治人”在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追求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政治社会起步逐渐向法治社会迈进的国家来说，注意消除法律中的“政治人”影像并最大限度地使之以“法律人”模式来设计各种制度则是法治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一、政治社会中“政治人”
“政治人”是与政治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社会是一种以整体利益为价值取向、以政治为治理手段，一切以政治为主导，一切为政治服务的社会。该种社会所塑造出来的人便是“政治人”。政治性是“政治人”的本质规定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整体利益至上
维护整体利益是一个政治社会中的最大政治。在政治社会中“政治人”把整体利益视为本体，把个体利益视为派生，认为个体的利益、幸福来源于整体的利益与幸福。他们把整体利益的满足视为处理问题和判断是非的标准，在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体利益常常被否定或被迫为整体利益作出牺牲。在整个社会中不存在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的分野，公共空间完全吞噬了私人领域。古希腊的城邦社会是人类早期典型的政治型社会，基于此，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人做了“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的描述。①在古希腊人的眼里，不关心、不参与城邦公共事务就不能称其为人。城邦被视为整体，公民被视为城邦的一部分，公民的财产、家庭、利益、价值、荣誉、希望，乃至生命和灵魂都属于城邦，公民必须无条件地热爱城邦。②
(二)个体甘于牺牲与奉献
如前所述，在政治社会中整体利益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整体的这种地位的获得则需要个体的牺牲和奉献来实现。在政治社会中，个体被视为整体的一部分，整体被视为个体自己的整体，因此，个体向整体奉献和牺牲并不是向别人奉献和牺牲，而是变相地向自己奉献和牺牲。由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而创生出的人民主权国家便是政治型的国家和社会。因为它强调“公意”的绝对至上性，强调服从公意就是服从自己，信奉“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出自己，他就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而且既然从任何一个结合者那里，人们都可以获得自己本身所让渡给他的同样的权利，所以人们就得到了自己所丧失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以及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所有。”③由此而言，这种政治人形象还浮现于罗马共和时代。在共和时代的罗马，其政治性虽然没有希腊城邦时代那样的“浓度”，但它仍然奉行整体主义，国家利益具有绝对的至上性，义务本位仍然是这一时代人的行为方式。这种政治人的影像表现为公民要承担众多无偿的公役。罗马的所有公共事务几乎由公民们以自己的“力”和“钱”承担，他们通过牺牲自己来换取罗马的辉煌。④
(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道德品质
为了保证整体利益以及这种政治性的实现，政治社会中的权力机制竭力塑造其特有的利他、爱国、兴邦、忠君的政治文化与道德精神，强调“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品质，高扬“干一行，爱一行”、“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的“螺丝钉精神”，其目的在于使公民“脱俗”，即摆脱私欲，抛弃亲情伦理的束缚，而投身于整体的政治事业之中。因此，在政治社会中通常实行严格的文化审查制度，不允许伤害整体利益的“异端邪说”的存在。
通过以上对政治社会与政治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政治社会和政治人的特点在于它们都坚持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即重视社会的总体价值而忽视或排斥个体或使之处于从属地位的价值。⑤它们都强调公域和公益相对于私域和私益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具有先验的优先性，强调在公域面前私域的非独立性。它们都坚持公民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强调在公共利益面前个人没有与国家协商的资格和提出条件的可能性。
二、法治社会中的“法律人”
我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取得了卓著成就。这些成就沿着两条路径展开，即在经济上不断推进市场经济，在政治上不断推进依法治国。二者又相辅相成，市场经济为法治提供多元、平等的社会氛围，法治又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如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宪法原则。欲构建一个法治国家，必须在法律上预设出一个与法治相吻合的“法律人”模式。也就是说，舍弃原有的“政治人”形象从而实现“法律人”形象的塑造，对于一个脱胎于政治社会而欲实现法治的国家来说，是重中之重的大事。笔者认为，一个法治社会的“法律人”应该具有以下形象。⑥
首先，法律人应该是“自利人”。既然法治是依托于市场经济而建立的，而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在于财富的增值，因此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社会中的法律人应该是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的经济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最普遍的心理特征，也是人性的最一般的表现。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正是在每个人谋求自身正当利益的过程中，社会才实现了发展和进步。法律必须承认和保护人的这种天性，它所禁止的应该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即为谋取自身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或社会的行为。因此，法律中所要求的人不是“大公无私”的“政治人”，而是珍惜自己权利、敢于为自身利益而奋斗的人。
其次，法律人应该是“一般人”。法治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无差别地适用规则，而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则有必要尽可能多地将方方面面的人纳入到它的视野之中，因此法治所关照的注定不是个别人，而是多数人。既然如此，能够适用于多数人的标准较之只适用于少数人的标准便大为降低，因此，法治不要求人必须具有高超的政治觉悟或较高的道德素质。“法律人”是一种与“一心为公”的政治人相区别的低品味人。借用中国儒家对人的分类，法治视野中的人更多的是“小人”，而不是“君子”。
最后，法律人应该是“自治人”。如前所述，法治是依托于市场经济而存在的，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自由和自治，它强调当事人通过自身的努力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实现自我。因此，法治承认每个人都是自治的个体，强调自己主宰自己。因此，法律人强调个人的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分野，强调个人与国家的适度分离。所以，法律人是一种与强调一切都奉献给国家、唯国家意志马首是瞻的“政治人”相区别的“自治人”。
三、当代中国法律中的“政治人”影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官本位”政治传统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受“左”的思潮影响，建立了一个以政治为主导的一元化的社会。20世纪70年代末已降的中国改革，就社会治理方式而言，实际上是一场逐渐褪去政治化，逐渐实现法治化的历程。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成就显著，法治化进程稳步推进，然而我们的法治毕竟脱胎于原有的政治社会，旧的制度可以一日废弃，旧的观念却很难一日扫除。时至今日，某些政治思维与逻辑还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立法者的思维，因此法律中仍然残留着某种“政治人”的影像。
(一)“大公无私人”的影像
这种大公无私人的影像体现在我国民法的遗失物、漂流物和埋藏物的取得制度中。根据我国《物权法》第110条至第114条的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收到遗失物，知道权利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其领取，不知道的，应当及时发布招领广告；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广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拾得漂流物、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参照拾得物的有关规定。
这一制度架构所涉及的主体有三个：拾得人、物主和国家机关。无疑拾得人应该是此制度中的主角，因为没有拾得人拾得的行为或事实，此制度便无从启动。但是从整体上看，在此制度中发挥着最为重要作用的拾得人的作为却基本上是在无偿的意义上进行的，而这种无偿性实际上与“法律人”的自利性特征是相悖的。因此，可以说，遗失物、漂流物和埋藏物取得制度中所预设的人的模式不是“法律人”的模式。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此制度所赖以立足的人的模式的错位，即该制度不是将拾得人放在“法律人”的意义上来设计的，具体而言不是以市场经济中的“自利人”形象，而是以政治社会中的甘于奉献、乐于牺牲、大公无私的“政治人”形象来设计制度的。依这种“政治人”的逻辑，拾得人之所以能对物主作出牺牲是出于“革命同志”式的友情，之所以能对国家作出牺牲(因遗失物无法找到失主而归国家所有)是出于“爱国主义”的情怀。相比之下，一些国家规定的遗失物时效取得制度或无论是否事先约定拾得人都享有报酬取得权的规定则更贴近自利的“法律人”的特性。⑦
(二)“大义灭亲人”的影像
这种“大义灭亲人”的影像体现在我国《刑法》的包庇罪中。我国《刑法》第13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务，帮助其逃匿或者做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根据这一罪名，在我国任何人对任何犯罪人的帮助、隐藏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即使是发生在亲属之间的也不例外。
中国古代为宗法社会，伦理性是古代中国法的重要特征，所以容隐制度，即对亲属间的包庇行为的宽恕制度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礼记》中的“事亲有隐无犯”到西汉时期的“春秋决狱”，再到《唐律疏议》中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都可见一斑。受传统的影响，1910年的《大清新刑律》、1928年和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都不同程度地规定了亲属间的容隐制度。⑧新中国的法律是在废除旧法统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容隐制度自然在废除之列。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新中国的法律体系是通过移植前苏联法律的方式建立的，因此亲属之间帮助、隐藏为罪模式自然也便被移入我国。⑨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改革开放以前的新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属于政治型的社会，而实际上无论是前苏联的包庇型的帮助犯形式还是新中国的独立的包庇罪的模式，都是生发于所在的政治社会并与“政治人”的思维模式相契合的刑事制度模式。在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的极左社会里，坚持的是“亲不亲阶级分”的政治原则，进而排挤了“亲不亲血缘分”的自然原则，这样便把自然状态下关于人的“亲属”和“非亲属”的分类硬性改变为“同志”和“敌人”的分类。同时，受这种阶级斗争思想的指导，犯罪和刑法通常被认为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⑩违法犯罪分子往往是被视为反动阶级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因此追捕逃犯便被视为国家赋予每个人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于是，一旦有人犯了罪，他便异化为了人民的反面，他和亲属之间的关系也毫无例外地变为了敌我关系，而此时的包庇行为，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治上“资敌”行为。显然，在政治社会中伦理亲情是无法与政治任务相抗衡的，即使是亲属之间出于亲情而为的包庇行为也是犯罪。所以，我国包庇罪的制度设计是建立在“大义灭亲”型的“政治人”基础上的，这严重地超越了法治社会中“一般人”的标准。
(三)“己事不自主人”的影像
这种“己事不自主人”的影像体现在当下我国性纠纷的处理机制中。依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强奸罪属于性质较为严重的暴力犯罪，属于公诉罪，完全采用国家处理的纠纷解决机制，不允许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如果公安机关立案后，当事人之间自主和解，不但原强奸犯罪成立，而且原被害人或家属还有可能承担包庇罪或伪证罪的刑事责任。(11)这种处理机制因为完全排除了受害人在解决纠纷过程中的作用，因此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难题。在我国，强奸罪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中的一种，它所侵犯的客体是受害者的性自由权。(12)基于此，强奸罪成立与否的关键应主要取决于受害人对性行为的态度，如果受害人认为该行为是对自己性权利的侵犯，强奸罪就成立，否则，就不成立。既然如此，在性纠纷处理机制中就应该充分发挥受害人的作用，而不能由国家垄断。
辽宁省抚顺市人民政府
抚顺市人民政府令
第130号
《抚顺市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业经2007年7月30日市政府第45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
市长刘强
二00七年九月三日
抚顺市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再生资源回收，规范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行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实现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活动和监督管理。
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报废汽车、废旧电力设施器材的回收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再生资源是指在社会生产和生活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已经失去原有全部或者部分使用价值，经过回收、加工处理，能够使其重新获得使用价值的各种废弃物。
再生资源包括废旧金属、报废电子产品、报废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废造纸原料（如废纸、废棉等）、废轻化工原料（如橡胶、塑料、农药包装物、动物杂骨、毛发等）、废玻璃等。
生产性废旧金属是指用于建筑、铁路、通讯、电力、水利、油田、市政公用设施及其他生产领域，已经失去原有全部或者部分使用价值的金属材料和金属制品。
第四条 鼓励以环境无害化方式回收处理再生资源，鼓励支持开展再生资源回收处理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推广。
第五条 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实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和总量控制的原则。
城市中心区域不再增设再生资源回收网点，现有的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将逐步迁出。
鼓励建设再生资源回收交易市场和社区标准化回收站亭，促进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体系建设。
第六条 市商业局为本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主管部门，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设在市商业局,负责制定和实施再生资源回收网点规划、回收行业发展规划及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区商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监督管理工作；应当设置和健全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管理机构，并配备相应人员。
发展改革、公安、工商、综合执法、环保、税务、规划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设置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应当符合《抚顺市商业网点专项规划》；经营废旧金属，应当取得经营准许证。
第八条 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下统称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应当在取得营业执照后30日内向所在地县（区）人民政府商业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回收废旧金属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除应当向商业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外，还应当在取得营业执照后15日内，向所在地县（区）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发生变更、停业和注销等事宜的，应当在15日内到原审批、备案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第九条 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回收生产性废旧金属，实行验证登记制度。
出售人为单位的，应当查验出售单位开具的证明，如实登记出售单位的名称、经办人的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码及出售物品的名称、数量、规格、新旧程度等；出售人为个人的，应当如实登记出售人的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码及出售物品的名称、数量、规格、新旧程度等。
登记资料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两年。
第十条 生产性废旧金属应当出售给具有生产性废旧金属经营资格的再生资源回收企业。
第十一条 产生生产性废旧金属的单位应当通过与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签订回收合同的方式交售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合同中应当约定对所回收生产性废旧金属的名称、数量、规格、新旧程度等如实进行登记。
第十二条 禁止回收下列物品：
（一）枪支、弹药和爆炸物品；
（二）个人出售的铁路、石油、电力、通讯、矿山、水利、测量、市政公用设施和军用设施等专用器材；
（三）放射性物品及其盛装物、包装物；
（四）剧毒物品；
（五）国家明令禁止回收的文物、金银及其制品。
第十三条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发现无合法来源证明的市政公用设施及公安机关通报寻查的赃物或者有赃物嫌疑的物品时，应当报告公安机关。
第十四条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从事流动回收活动时，应当佩戴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监制的回收员证；回收使用车辆应当挂有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监制的统一标识。
第十五条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从事流动回收活动时，不得在机关、学校、医院、部队和居民住宅区内高声叫喊、噪声扰民、影响单位和居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不得随意堆放杂物、焚烧废物。
第十六条 再生资源的收集、储存、运输、处理等全过程应当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技术政策和技术规范及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十七条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从事旧货回收、销售、储存、运输等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旧货流通的有关规定。
第十八条 再生资源回收可以采取上门回收、流动回收、固定地点回收等方式。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可以通过电话、互联网等形式与居民、单位实行信息互动，提供便民、快捷的回收服务。
第十九条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应当守法经营、公平竞争，共同建立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
第二十条 市商业局应当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会同有关部门实施监督检查，协调处理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的投诉。
第二十一条 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协会应当接受市商业局的业务指导，实行行业自律管理，做好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的职业培训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工作，维护行业合法权益。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经营废旧金属未取得经营准许证的，不具有生产性废旧金属经营资格的单位或者个人经营生产性废旧金属的,将生产性废旧金属出售给不具有生产性废旧金属经营资格的单位或者个人的，由市商业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未按规定到所在地县（区）人民政府商业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由商业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并可视情节轻重，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未按规定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回收生产性废旧金属未按规定查验有关证明和进行登记的,发现赃物或者有赃物嫌疑的物品不报告的，由公安机关依据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回收禁止回收物品的,由相关部门依据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未佩戴市再生资源回收员证的,回收使用车辆未挂统一标识的，由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予以警告，并可视情节轻重，处50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办法，高声叫喊、噪声扰民、影响单位和居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的,随意堆放杂物、焚烧废物的，由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依据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七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严重失职、滥用职权、违法审批、徇私舞弊、收受贿赂，侵害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合法权益的，有关主管部门应当视情节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7年10月5日起实施。
一、政治社会中“政治人”
“政治人”是与政治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社会是一种以整体利益为价值取向、以政治为治理手段，一切以政治为主导，一切为政治服务的社会。该种社会所塑造出来的人便是“政治人”。政治性是“政治人”的本质规定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整体利益至上
维护整体利益是一个政治社会中的最大政治。在政治社会中“政治人”把整体利益视为本体，把个体利益视为派生，认为个体的利益、幸福来源于整体的利益与幸福。他们把整体利益的满足视为处理问题和判断是非的标准，在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体利益常常被否定或被迫为整体利益作出牺牲。在整个社会中不存在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的分野，公共空间完全吞噬了私人领域。古希腊的城邦社会是人类早期典型的政治型社会，基于此，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人做了“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的描述。①在古希腊人的眼里，不关心、不参与城邦公共事务就不能称其为人。城邦被视为整体，公民被视为城邦的一部分，公民的财产、家庭、利益、价值、荣誉、希望，乃至生命和灵魂都属于城邦，公民必须无条件地热爱城邦。②
(二)个体甘于牺牲与奉献
如前所述，在政治社会中整体利益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整体的这种地位的获得则需要个体的牺牲和奉献来实现。在政治社会中，个体被视为整体的一部分，整体被视为个体自己的整体，因此，个体向整体奉献和牺牲并不是向别人奉献和牺牲，而是变相地向自己奉献和牺牲。由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而创生出的人民主权国家便是政治型的国家和社会。因为它强调“公意”的绝对至上性，强调服从公意就是服从自己，信奉“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出自己，他就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而且既然从任何一个结合者那里，人们都可以获得自己本身所让渡给他的同样的权利，所以人们就得到了自己所丧失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以及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所有。”③由此而言，这种政治人形象还浮现于罗马共和时代。在共和时代的罗马，其政治性虽然没有希腊城邦时代那样的“浓度”，但它仍然奉行整体主义，国家利益具有绝对的至上性，义务本位仍然是这一时代人的行为方式。这种政治人的影像表现为公民要承担众多无偿的公役。罗马的所有公共事务几乎由公民们以自己的“力”和“钱”承担，他们通过牺牲自己来换取罗马的辉煌。④
(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道德品质
为了保证整体利益以及这种政治性的实现，政治社会中的权力机制竭力塑造其特有的利他、爱国、兴邦、忠君的政治文化与道德精神，强调“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品质，高扬“干一行，爱一行”、“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的“螺丝钉精神”，其目的在于使公民“脱俗”，即摆脱私欲，抛弃亲情伦理的束缚，而投身于整体的政治事业之中。因此，在政治社会中通常实行严格的文化审查制度，不允许伤害整体利益的“异端邪说”的存在。
通过以上对政治社会与政治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政治社会和政治人的特点在于它们都坚持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即重视社会的总体价值而忽视或排斥个体或使之处于从属地位的价值。⑤它们都强调公域和公益相对于私域和私益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具有先验的优先性，强调在公域面前私域的非独立性。它们都坚持公民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强调在公共利益面前个人没有与国家协商的资格和提出条件的可能性。
二、法治社会中的“法律人”
我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取得了卓著成就。这些成就沿着两条路径展开，即在经济上不断推进市场经济，在政治上不断推进依法治国。二者又相辅相成，市场经济为法治提供多元、平等的社会氛围，法治又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如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宪法原则。欲构建一个法治国家，必须在法律上预设出一个与法治相吻合的“法律人”模式。也就是说，舍弃原有的“政治人”形象从而实现“法律人”形象的塑造，对于一个脱胎于政治社会而欲实现法治的国家来说，是重中之重的大事。笔者认为，一个法治社会的“法律人”应该具有以下形象。⑥
首先，法律人应该是“自利人”。既然法治是依托于市场经济而建立的，而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在于财富的增值，因此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社会中的法律人应该是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的经济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最普遍的心理特征，也是人性的最一般的表现。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正是在每个人谋求自身正当利益的过程中，社会才实现了发展和进步。法律必须承认和保护人的这种天性，它所禁止的应该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即为谋取自身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或社会的行为。因此，法律中所要求的人不是“大公无私”的“政治人”，而是珍惜自己权利、敢于为自身利益而奋斗的人。
其次，法律人应该是“一般人”。法治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无差别地适用规则，而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则有必要尽可能多地将方方面面的人纳入到它的视野之中，因此法治所关照的注定不是个别人，而是多数人。既然如此，能够适用于多数人的标准较之只适用于少数人的标准便大为降低，因此，法治不要求人必须具有高超的政治觉悟或较高的道德素质。“法律人”是一种与“一心为公”的政治人相区别的低品味人。借用中国儒家对人的分类，法治视野中的人更多的是“小人”，而不是“君子”。
最后，法律人应该是“自治人”。如前所述，法治是依托于市场经济而存在的，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自由和自治，它强调当事人通过自身的努力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实现自我。因此，法治承认每个人都是自治的个体，强调自己主宰自己。因此，法律人强调个人的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分野，强调个人与国家的适度分离。所以，法律人是一种与强调一切都奉献给国家、唯国家意志马首是瞻的“政治人”相区别的“自治人”。
三、当代中国法律中的“政治人”影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官本位”政治传统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受“左”的思潮影响，建立了一个以政治为主导的一元化的社会。20世纪70年代末已降的中国改革，就社会治理方式而言，实际上是一场逐渐褪去政治化，逐渐实现法治化的历程。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成就显著，法治化进程稳步推进，然而我们的法治毕竟脱胎于原有的政治社会，旧的制度可以一日废弃，旧的观念却很难一日扫除。时至今日，某些政治思维与逻辑还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立法者的思维，因此法律中仍然残留着某种“政治人”的影像。
(一)“大公无私人”的影像
这种大公无私人的影像体现在我国民法的遗失物、漂流物和埋藏物的取得制度中。根据我国《物权法》第110条至第114条的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收到遗失物，知道权利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其领取，不知道的，应当及时发布招领广告；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广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拾得漂流物、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参照拾得物的有关规定。
这一制度架构所涉及的主体有三个：拾得人、物主和国家机关。无疑拾得人应该是此制度中的主角，因为没有拾得人拾得的行为或事实，此制度便无从启动。但是从整体上看，在此制度中发挥着最为重要作用的拾得人的作为却基本上是在无偿的意义上进行的，而这种无偿性实际上与“法律人”的自利性特征是相悖的。因此，可以说，遗失物、漂流物和埋藏物取得制度中所预设的人的模式不是“法律人”的模式。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此制度所赖以立足的人的模式的错位，即该制度不是将拾得人放在“法律人”的意义上来设计的，具体而言不是以市场经济中的“自利人”形象，而是以政治社会中的甘于奉献、乐于牺牲、大公无私的“政治人”形象来设计制度的。依这种“政治人”的逻辑，拾得人之所以能对物主作出牺牲是出于“革命同志”式的友情，之所以能对国家作出牺牲(因遗失物无法找到失主而归国家所有)是出于“爱国主义”的情怀。相比之下，一些国家规定的遗失物时效取得制度或无论是否事先约定拾得人都享有报酬取得权的规定则更贴近自利的“法律人”的特性。⑦
(二)“大义灭亲人”的影像
这种“大义灭亲人”的影像体现在我国《刑法》的包庇罪中。我国《刑法》第13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务，帮助其逃匿或者做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根据这一罪名，在我国任何人对任何犯罪人的帮助、隐藏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即使是发生在亲属之间的也不例外。
中国古代为宗法社会，伦理性是古代中国法的重要特征，所以容隐制度，即对亲属间的包庇行为的宽恕制度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礼记》中的“事亲有隐无犯”到西汉时期的“春秋决狱”，再到《唐律疏议》中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都可见一斑。受传统的影响，1910年的《大清新刑律》、1928年和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都不同程度地规定了亲属间的容隐制度。⑧新中国的法律是在废除旧法统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容隐制度自然在废除之列。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新中国的法律体系是通过移植前苏联法律的方式建立的，因此亲属之间帮助、隐藏为罪模式自然也便被移入我国。⑨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改革开放以前的新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属于政治型的社会，而实际上无论是前苏联的包庇型的帮助犯形式还是新中国的独立的包庇罪的模式，都是生发于所在的政治社会并与“政治人”的思维模式相契合的刑事制度模式。在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的极左社会里，坚持的是“亲不亲阶级分”的政治原则，进而排挤了“亲不亲血缘分”的自然原则，这样便把自然状态下关于人的“亲属”和“非亲属”的分类硬性改变为“同志”和“敌人”的分类。同时，受这种阶级斗争思想的指导，犯罪和刑法通常被认为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⑩违法犯罪分子往往是被视为反动阶级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因此追捕逃犯便被视为国家赋予每个人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于是，一旦有人犯了罪，他便异化为了人民的反面，他和亲属之间的关系也毫无例外地变为了敌我关系，而此时的包庇行为，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治上“资敌”行为。显然，在政治社会中伦理亲情是无法与政治任务相抗衡的，即使是亲属之间出于亲情而为的包庇行为也是犯罪。所以，我国包庇罪的制度设计是建立在“大义灭亲”型的“政治人”基础上的，这严重地超越了法治社会中“一般人”的标准。
(三)“己事不自主人”的影像
这种“己事不自主人”的影像体现在当下我国性纠纷的处理机制中。依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强奸罪属于性质较为严重的暴力犯罪，属于公诉罪，完全采用国家处理的纠纷解决机制，不允许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如果公安机关立案后，当事人之间自主和解，不但原强奸犯罪成立，而且原被害人或家属还有可能承担包庇罪或伪证罪的刑事责任。(11)这种处理机制因为完全排除了受害人在解决纠纷过程中的作用，因此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难题。在我国，强奸罪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中的一种，它所侵犯的客体是受害者的性自由权。(12)基于此，强奸罪成立与否的关键应主要取决于受害人对性行为的态度，如果受害人认为该行为是对自己性权利的侵犯，强奸罪就成立，否则，就不成立。既然如此，在性纠纷处理机制中就应该充分发挥受害人的作用，而不能由国家垄断。
抚顺市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
抚顺市人民政府令
第130号
《抚顺市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业经2007年7月30日市政府第45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
市长刘强
二00七年九月三日
抚顺市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再生资源回收，规范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行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实现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活动和监督管理。
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报废汽车、废旧电力设施器材的回收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再生资源是指在社会生产和生活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已经失去原有全部或者部分使用价值，经过回收、加工处理，能够使其重新获得使用价值的各种废弃物。
再生资源包括废旧金属、报废电子产品、报废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废造纸原料（如废纸、废棉等）、废轻化工原料（如橡胶、塑料、农药包装物、动物杂骨、毛发等）、废玻璃等。
生产性废旧金属是指用于建筑、铁路、通讯、电力、水利、油田、市政公用设施及其他生产领域，已经失去原有全部或者部分使用价值的金属材料和金属制品。
第四条 鼓励以环境无害化方式回收处理再生资源，鼓励支持开展再生资源回收处理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推广。
第五条 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实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和总量控制的原则。
城市中心区域不再增设再生资源回收网点，现有的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将逐步迁出。
鼓励建设再生资源回收交易市场和社区标准化回收站亭，促进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体系建设。
第六条 市商业局为本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主管部门，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设在市商业局,负责制定和实施再生资源回收网点规划、回收行业发展规划及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区商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监督管理工作；应当设置和健全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管理机构，并配备相应人员。
发展改革、公安、工商、综合执法、环保、税务、规划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设置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应当符合《抚顺市商业网点专项规划》；经营废旧金属，应当取得经营准许证。
第八条 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下统称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应当在取得营业执照后30日内向所在地县（区）人民政府商业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回收废旧金属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除应当向商业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外，还应当在取得营业执照后15日内，向所在地县（区）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发生变更、停业和注销等事宜的，应当在15日内到原审批、备案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第九条 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回收生产性废旧金属，实行验证登记制度。
出售人为单位的，应当查验出售单位开具的证明，如实登记出售单位的名称、经办人的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码及出售物品的名称、数量、规格、新旧程度等；出售人为个人的，应当如实登记出售人的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码及出售物品的名称、数量、规格、新旧程度等。
登记资料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两年。
第十条 生产性废旧金属应当出售给具有生产性废旧金属经营资格的再生资源回收企业。
第十一条 产生生产性废旧金属的单位应当通过与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签订回收合同的方式交售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合同中应当约定对所回收生产性废旧金属的名称、数量、规格、新旧程度等如实进行登记。
第十二条 禁止回收下列物品：
（一）枪支、弹药和爆炸物品；
（二）个人出售的铁路、石油、电力、通讯、矿山、水利、测量、市政公用设施和军用设施等专用器材；
（三）放射性物品及其盛装物、包装物；
（四）剧毒物品；
（五）国家明令禁止回收的文物、金银及其制品。
第十三条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发现无合法来源证明的市政公用设施及公安机关通报寻查的赃物或者有赃物嫌疑的物品时，应当报告公安机关。
第十四条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从事流动回收活动时，应当佩戴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监制的回收员证；回收使用车辆应当挂有市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监制的统一标识。
第十五条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从事流动回收活动时，不得在机关、学校、医院、部队和居民住宅区内高声叫喊、噪声扰民、影响单位和居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不得随意堆放杂物、焚烧废物。
第十六条 再生资源的收集、储存、运输、处理等全过程应当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技术政策和技术规范及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十七条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从事旧货回收、销售、储存、运输等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旧货流通的有关规定。
第十八条 再生资源回收可以采取上门回收、流动回收、固定地点回收等方式。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可以通过电话、互联网等形式与居民、单位实行信息互动，提供便民、快捷的回收服务。
第十九条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应当守法经营、公平竞争，共同建立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
第二十条 市商业局应当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会同有关部门实施监督检查，协调处理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的投诉。
第二十一条 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协会应当接受市商业局的业务指导，实行行业自律管理，做好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的职业培训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工作，维护行业合法权益。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经营废旧金属未取得经营准许证的，不具有生产性废旧金属经营资格的单位或者个人经营生产性废旧金属的,将生产性废旧金属出售给不具有生产性废旧金属经营资格的单位或者个人的，由市商业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未按规定到所在地县（区）人民政府商业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由商业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并可视情节轻重，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未按规定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回收生产性废旧金属未按规定查验有关证明和进行登记的,发现赃物或者有赃物嫌疑的物品不报告的，由公安机关依据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回收禁止回收物品的,由相关部门依据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未佩戴市再生资源回收员证的,回收使用车辆未挂统一标识的，由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予以警告，并可视情节轻重，处50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办法，高声叫喊、噪声扰民、影响单位和居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的,随意堆放杂物、焚烧废物的，由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依据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七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严重失职、滥用职权、违法审批、徇私舞弊、收受贿赂，侵害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合法权益的，有关主管部门应当视情节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7年10月5日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