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技术市场管理条例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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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技术市场管理条例修正案
广西壮族自治区技术市场管理条例修正案
（2003年8月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2003年8月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届第3号公布）
为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提高行政效率，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技术市场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删除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
二、第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从事技术中介活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必须到其所在地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后，方可从事技术中介活动。”
三、第十五条修改为：“举办各类技术交易会的，举办单位应当向当地技术市场主管机关、公安、消防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四、第二十二条修改为：“技术合同的订立、变更和解除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技术贸易应当订立技术合同。”
五、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技术合同订立后，技术合同的卖方（研究开发方、转让方、顾问方和服务方）根据自愿原则，可以向其所在地技术合同登记机构申请认定登记。”第二款修改为：“技术合同的卖方不在本自治区的，合同的买方（委托方或者受让方）根据自愿原则，可以向其所在地技术合同登记机构申请认定登记。”
六、第四十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未办理工商登记注册，从事技术中介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罚。”
七、本修正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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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起强奸案谈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酌定不起诉
黄燕 张振毅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生 天津市大港区检察院助检员）
【关键词】：起诉便宜主义 酌定不起诉 自由裁量权
【内容摘要】：由一起强奸案展开，介绍我国酌定不起诉的理论基础、优点，以及现存的问题，进而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改进的建议。
一、 案情介绍
2001年初，50岁的被告人王某某在某市场卖菜，偶遇在外流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40多岁的丁某。王某某见其以垃圾充饥，衣着破烂，便生出恻隐之心，将其带回家中，为其提供食宿，照料有加。王某某还到村治保那里说：“我就把她当老伴吧！”（注：王某某系独身一人）于是，二人就开始了持续一年的同居生活，期间，王承认多次与丁发生性关系。经鉴定，被害人丁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在受到侵害时，性自我防卫能力丧失。据此，检察机关以强奸罪对被告人提起公诉。最后，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某某与丧失性自我防卫能力的妇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
二、 本案引发的思考
这则案例，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不存在问题，出于对患有精神病的妇女权利的保障，《残疾人保障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都规定了明知妇女是精神病患者而与其发生性行为的，不论行为人采取什么手段，都应以强奸罪论处。本案的被告知道被害人有精神病，却仍与其发生性关系，因此其行为在法律上构成强奸罪。
但笔者面对这起案件的判决却无法生出被告人罪有应得，法律惩罚了罪犯，维护了精神病人权益的想法。相反，笔者对这起案件在程序与实体上处理的必要性和最终的实效表示怀疑。该案的被告人平时并无恶习，将被害人领回家中主要是觉得其可怜，在与被害人非法同居的一年中，对其也是照顾有加，并有将被害人作老伴的想法。可见，在其与被害人多次发生性关系这一问题上，被告人并不具有很强的主观恶性，其行为虽已构成强奸罪，但由于存在着以上情节，应属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相信法院正是考虑了这一点，才对被告处以三年有期徒刑的刑罚（对于强奸罪，刑法规定量刑幅度为三年以上，本案中，法院对被告判处三年徒刑是本罪的幅度下限）。但是，这一判决终归是将被告投入监狱，一方面，在这不长不短的三年中，被告能否在思想上真正认可和接受对他的这种惩罚，从而洗心革面，我们无法肯定；另一方面，这种做法把一个本可以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变成一个受刑者，加重了本来已经饱和的监狱承载力；这一判决还直接造成如此后果：被害人再次陷入无人照管和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即使其可能会被政府送到精神病院收容，但与被告人曾经给予她的那个正常生活环境相比未必优越，同时也加重了社会的负担。所以，笔者认为这一判决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所起的积极效果都是令人怀疑的，法院和检察院在本案中的所做还容易给人一种就案论案、生硬执法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群众误解。
就本案而言，笔者认为一种非刑罚的方式或许较之刑罚处理结果会好许多，也可以避免诉讼中检察官和法官均认为对本案的判决社会意义不大但仍然不得已而为之的尴尬情形。那么，如何以一种非刑罚的程序或制度来处理类似这种已构成犯罪的行为，而不再将其提起公诉，却仍能保障处理的实际意义呢？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自然落在了我国目前的不起诉制度上了。
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确认符合法法律规定的终止刑事诉讼的案件，不应或不必对犯罪嫌疑人定罪，从而做出不将案件交付人民法院审判的处理决定。不起诉又分为法定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我国对公诉采取的法定起诉主义为主（指犯罪嫌疑人依法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检察机关就必须对他起诉），起诉便宜主义为辅的原则（即犯罪嫌疑人依法可以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检察机关有权裁量对他是否起诉），酌定不起诉正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体现，也是法律赋予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反映。
起诉便宜主义的发展是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变化的结果，也是人类理性思考的选择。首先，随着人们对刑事诉讼价值追求的多元化，强调有罪必罚、从而有罪必诉的诉讼观逐渐让位于把预防主义的刑罚思想以及非刑罚化、轻刑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注重目的性，实现具体正义的诉讼观；其次，起诉便宜主义体现了社会注重特殊预防的倾向，即在追诉和适用刑罚时应充分考虑犯罪人的特性，以实现刑罚个别化，促进犯罪人的悔过自新；第三，由于大量短期自由刑的适用所带来的交叉感染的恶性后果，使得不论犯罪轻重，有罪必诉的法定起诉主义的适用价值也在减弱；最后，由于20世纪70年代经济分析法学的兴起，“正义的第二种意义简单说来就是效益”①的观念促使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经济成本，而在世界范围内总体的犯罪率不断上升的现实背景下，国家对犯罪有选择地进行追诉就成了一个降低诉讼成本的很好选择。
我国现行的酌定不起诉制度是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免予起诉的重大修改和完善，所谓免予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犯罪嫌疑人，决定不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直接认定其有罪，但免予追诉的一种法律规定。由于免予起诉决定相当于法院作出的确认有罪但免除刑罚的判决，违反了法治原则，因此将其取消，而确立了酌定不起诉，即检察机关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但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享有决定是否起诉的自由裁量权。但几年过去了，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效果却不尽人意，主要问题是适用率低，1997年不起诉人数占审结总人数的4.2%，1998年为2.5%②，而其中的酌定不起诉比例更低；另外，其适用对象也比较单一，主要适用于未成年人，以北京海淀区检察院为例，1999年该院对6件13人作出的酌定不起诉决定中，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为4件9人③。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传统的法定起诉主义，有罪必罚的刑罚报应观的影响。起诉法定主义在我国的先行确定，使我国的公众包括司法人员还未能充分认识到起诉便宜主义所具有的提高诉讼效益、特殊预防等特点；而有罪必罚、必诉的观念使许多人将酌定不起诉视为是对犯罪的恣意放纵。在实践中，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检察机关往往把不起诉的案件多少作为年底考核评比的内容，不起诉率为零成为优秀的重要指标；在向人大汇报工作时，检察机关也是尽量避免出现不起诉的案件，甚至压低不起诉率，其原因就是许多人大代表认为不起诉会放纵犯罪，是对犯罪打击不力的表现，从而影响到人大对检察工作的表决通过。传统的刑罚报应观、刑罚控制观在我国仍占主导地位，因此检察院不愿意适用不起诉，以免自身遭到指责和非难。
（二）检察官的素质成为影响不起诉适用的一个重要原因。酌定不起诉是一种自由裁量权，因此其适用的质量很大程度取决于自由裁量者——检察官。由于我国以前存在的对免予起诉大量滥用的先例以及目前仍需提高的检察官素质，使得检察机关对酌定不起诉采取严格控制的政策，这包括对不起诉适用程序的严格规定，对不起诉案件比例的限制，最高人民检察院甚至于1998年下发了第12号文件，强调符合酌定不起诉的案件（除极个别情况外），均应起诉。（而笔者认为这以文件有违反法律的嫌疑，它使一个任意性规范变成了一个强制性规范。）
（三）法律规定的酌定不起诉适用范围太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二款的规定：适用酌定不起诉必须同时具备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两个条件，而一般人又将犯罪情节轻微理解为罪名轻、量刑也轻，因此这种狭窄的酌定不起诉条件，是无法充分发挥不起诉的作用的。
针对以上问题和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改变目前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所面临的尴尬境地。
（一）适当放宽酌定不起诉的条件。法律规定的不起诉的范围仅限于“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这种限制在我国司法现状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对其的理解却不能太狭窄。犯罪情节分为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两种，像刑法中通常的情况一样，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二款规定的犯罪情节应理解为量刑情节而不是罪名轻（我国一般将最高刑为3年的犯罪视为轻罪）。另外，笔者认为不应该将不起诉的条件限定为“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因为起诉便宜主义的实质是检察机关在求刑上的自由裁量权，而非量刑权的自由裁量，因此根据犯罪嫌疑人及其犯罪的具体情节，不予追究更有利于其改造，从而也更有利于国家和社会时，就可以不起诉。所以笔者建议将酌定不起诉的条件放宽为“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追究刑事责任并无实益。”
（二）改革和完善不起诉的的适用程序。复杂的不起诉报批核准程序影响了不起诉的效益，提高了不起诉的难度，因此检察机关要简化不起诉的工作程序；建立不起诉的听证程序，即检察机关拟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之前，应当告侦查机关、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如果其中任何一方在一定时间内对可能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要求举行听证会，这既可以保证不起诉的质量，又能提高检察机关办案的透明度，同时让当事人真正了解和接受作不起诉的原因，减少被害人对不起诉不服而产生的缠诉现象，解除了检察机关的后顾之忧。
（三）加强和落实对不起诉的监督、救济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已规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救济、监督程序，如对不起诉不服，被害人可以向检察院申诉或向法院起诉；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的决定有错误时，可以要求复议或复核等等。这些规定必须得到全面的落实，例如，被害人向法院起诉时，证据的转移和收集问题，检察机关和法院应当帮助解决，才能真正有效的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对不起诉的监督还可以采取上级机关不定期的抽查制度、公开审查制度，即对存在较大争议并在当地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经检察机关审查后拟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涉及个人隐私、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未成年人案件等除外）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律专家、一般公众参加，让他们了解案情，发表意见。
参考书目：
① 波斯纳 著《法律经济分析》，美，Little brown 公司1972年版，第1页
② 《中德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主编陈光中 汉斯—约格阿尔布来希特（德）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年第1版 第168页
③同上，第104页
云南省临沧市人民政府
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行政执法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住房公积金管理行政执法行为，切实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本暂行规定所称住房公积金管理行政执法，是指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依据法律、法规，对住房公积金管理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检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
第三条 本暂行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住房公积金管理行政执法活动。
第四条 住房公积金管理行政执法应坚持实事求是，合法、公正，教育整改为主、处罚为辅，查处与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单位和个人对违反住房公积金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都有检举、控告和如实作证的权利、义务。被调查人必须如实提供与违法行为有关的事实、情节和违法行为后果的证据材料。
第二章 行政执法机构
第六条 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是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行政执法主体，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住房公积金行政执法工作，履行以下职责：
（一）根据国家、本市有关规定和本规定制定行政执法规章制度；
（二）领导和监督科室、管理部的行政执法活动；
（三）管理行政执法人员和行政执法证件；
（四）组织行政处罚听证；
（五）参加和应对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六）对侵占、挪用、套取住房公积金和不履行《借款合同》拒绝归还住房公积金贷款以及骗贷行为提起法律诉讼；
（七）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七条 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及其下设各县（区）管理部在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委托权限范围内开展行政
执法工作, 并对以下行为进行查处：
（一）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二）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三）逾期不缴或少缴住房公积金的；
（四）未给职工个人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转移或封存、启封手续的；
（五）将住房公积金挪作他用的；
（六）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三章 行政执法人员
第八条 行政执法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具有胜任工作的业务知识和法律知识。
第九条 行政执法人员必须经过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取得行政执法证件方可上岗执法。
第十条 行政执法人员应当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按照规定的权限、范围和程序进行行政执法，不得超越权限和范围执法，也不得违反程序执法。
第四章 执法程序
第十一条 立案
一、立案条件。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现违法行为或接到群众举报7日内，对案件进行初步审查，经审查符合以下立
案条件的应登记立案：
（一）有违反《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行为和违法后果；
（二）有明确行为人；
（三）依法应当予以行政处罚；
（四）本辖区范围。
二、分别处理。经审查不符合立案条件的，不予立案，按以下情况分别处理：
（一）违法行为不构成行政处罚的，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信访案件处理；
（二）不属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管辖的，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三）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二条 调查
一、指派调查。立案后应当指定不少于两名行政执法人员为承办人对案件进行调查取证，并向当事人主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二、收集证据。执法人员对案件进行调查，应当收集以下证据：
（一）书证；
（二）物证；
（三）证人证言；
（四）视听资料；
（五）当事人陈述；
（六）现场笔录；
（七）其它证据。
以上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三、回避。执法人员按规定应当回避的，应申请回避；当事人认为执法人员按规定应当回避的，可要求其回避。
四、告知。执法人员根据调查结果，书面告知当事人拟被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其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凡拟作出3万元及其以上较大数额罚款处罚决定的，应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三日内提出听证要求的，应按《临沧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举行听证。当事人应在告知书上签字，当事人拒绝签字的，经行政执法人员请见证人见证或注明情况后，视其已履行告知程序。
五、陈述与申辩。执法人员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与申辩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予以复核；对经查证属实的，应当予以采纳。
第十三条 处理
一、处理决定。案件经复查，综合处罚建议、听证结果等材料对案件进行处理：
（一）确有应受处罚的违法行为，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处罚决定；
（二）对不构成违法或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
（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撤销案件处理的决定；
（四）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不合法的，退回执法人员进行补充调查或重新调查；
（五）违法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送达。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在七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当事人应在送达回证上签字。当事人拒绝签字的，经行政执法人员请见证人见证或注明情况后，视为履行送达程序。
三、缴纳罚款 。罚款应开具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专用票据，纳入罚没专用帐户。当事人应在十五日内到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指定地点交缴罚款。
四、强制执行。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应在规定时限内向临沧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服从处罚的，由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监 督
第十四条 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及各管理部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本规定进行住房公积金管理行政执法活动，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当事人有权向有关部门投诉。
第十五条 行政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住房公积金管理行政执法的具体规章制度由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暂行规定制定。
第十七条 本暂行规定由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暂行规定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黄燕 张振毅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生 天津市大港区检察院助检员）
【关键词】：起诉便宜主义 酌定不起诉 自由裁量权
【内容摘要】：由一起强奸案展开，介绍我国酌定不起诉的理论基础、优点，以及现存的问题，进而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改进的建议。
一、 案情介绍
2001年初，50岁的被告人王某某在某市场卖菜，偶遇在外流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40多岁的丁某。王某某见其以垃圾充饥，衣着破烂，便生出恻隐之心，将其带回家中，为其提供食宿，照料有加。王某某还到村治保那里说：“我就把她当老伴吧！”（注：王某某系独身一人）于是，二人就开始了持续一年的同居生活，期间，王承认多次与丁发生性关系。经鉴定，被害人丁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在受到侵害时，性自我防卫能力丧失。据此，检察机关以强奸罪对被告人提起公诉。最后，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某某与丧失性自我防卫能力的妇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
二、 本案引发的思考
这则案例，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不存在问题，出于对患有精神病的妇女权利的保障，《残疾人保障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都规定了明知妇女是精神病患者而与其发生性行为的，不论行为人采取什么手段，都应以强奸罪论处。本案的被告知道被害人有精神病，却仍与其发生性关系，因此其行为在法律上构成强奸罪。
但笔者面对这起案件的判决却无法生出被告人罪有应得，法律惩罚了罪犯，维护了精神病人权益的想法。相反，笔者对这起案件在程序与实体上处理的必要性和最终的实效表示怀疑。该案的被告人平时并无恶习，将被害人领回家中主要是觉得其可怜，在与被害人非法同居的一年中，对其也是照顾有加，并有将被害人作老伴的想法。可见，在其与被害人多次发生性关系这一问题上，被告人并不具有很强的主观恶性，其行为虽已构成强奸罪，但由于存在着以上情节，应属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相信法院正是考虑了这一点，才对被告处以三年有期徒刑的刑罚（对于强奸罪，刑法规定量刑幅度为三年以上，本案中，法院对被告判处三年徒刑是本罪的幅度下限）。但是，这一判决终归是将被告投入监狱，一方面，在这不长不短的三年中，被告能否在思想上真正认可和接受对他的这种惩罚，从而洗心革面，我们无法肯定；另一方面，这种做法把一个本可以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变成一个受刑者，加重了本来已经饱和的监狱承载力；这一判决还直接造成如此后果：被害人再次陷入无人照管和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即使其可能会被政府送到精神病院收容，但与被告人曾经给予她的那个正常生活环境相比未必优越，同时也加重了社会的负担。所以，笔者认为这一判决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所起的积极效果都是令人怀疑的，法院和检察院在本案中的所做还容易给人一种就案论案、生硬执法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群众误解。
就本案而言，笔者认为一种非刑罚的方式或许较之刑罚处理结果会好许多，也可以避免诉讼中检察官和法官均认为对本案的判决社会意义不大但仍然不得已而为之的尴尬情形。那么，如何以一种非刑罚的程序或制度来处理类似这种已构成犯罪的行为，而不再将其提起公诉，却仍能保障处理的实际意义呢？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自然落在了我国目前的不起诉制度上了。
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确认符合法法律规定的终止刑事诉讼的案件，不应或不必对犯罪嫌疑人定罪，从而做出不将案件交付人民法院审判的处理决定。不起诉又分为法定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我国对公诉采取的法定起诉主义为主（指犯罪嫌疑人依法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检察机关就必须对他起诉），起诉便宜主义为辅的原则（即犯罪嫌疑人依法可以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检察机关有权裁量对他是否起诉），酌定不起诉正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体现，也是法律赋予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反映。
起诉便宜主义的发展是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变化的结果，也是人类理性思考的选择。首先，随着人们对刑事诉讼价值追求的多元化，强调有罪必罚、从而有罪必诉的诉讼观逐渐让位于把预防主义的刑罚思想以及非刑罚化、轻刑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注重目的性，实现具体正义的诉讼观；其次，起诉便宜主义体现了社会注重特殊预防的倾向，即在追诉和适用刑罚时应充分考虑犯罪人的特性，以实现刑罚个别化，促进犯罪人的悔过自新；第三，由于大量短期自由刑的适用所带来的交叉感染的恶性后果，使得不论犯罪轻重，有罪必诉的法定起诉主义的适用价值也在减弱；最后，由于20世纪70年代经济分析法学的兴起，“正义的第二种意义简单说来就是效益”①的观念促使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经济成本，而在世界范围内总体的犯罪率不断上升的现实背景下，国家对犯罪有选择地进行追诉就成了一个降低诉讼成本的很好选择。
我国现行的酌定不起诉制度是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免予起诉的重大修改和完善，所谓免予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犯罪嫌疑人，决定不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直接认定其有罪，但免予追诉的一种法律规定。由于免予起诉决定相当于法院作出的确认有罪但免除刑罚的判决，违反了法治原则，因此将其取消，而确立了酌定不起诉，即检察机关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但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享有决定是否起诉的自由裁量权。但几年过去了，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效果却不尽人意，主要问题是适用率低，1997年不起诉人数占审结总人数的4.2%，1998年为2.5%②，而其中的酌定不起诉比例更低；另外，其适用对象也比较单一，主要适用于未成年人，以北京海淀区检察院为例，1999年该院对6件13人作出的酌定不起诉决定中，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为4件9人③。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传统的法定起诉主义，有罪必罚的刑罚报应观的影响。起诉法定主义在我国的先行确定，使我国的公众包括司法人员还未能充分认识到起诉便宜主义所具有的提高诉讼效益、特殊预防等特点；而有罪必罚、必诉的观念使许多人将酌定不起诉视为是对犯罪的恣意放纵。在实践中，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检察机关往往把不起诉的案件多少作为年底考核评比的内容，不起诉率为零成为优秀的重要指标；在向人大汇报工作时，检察机关也是尽量避免出现不起诉的案件，甚至压低不起诉率，其原因就是许多人大代表认为不起诉会放纵犯罪，是对犯罪打击不力的表现，从而影响到人大对检察工作的表决通过。传统的刑罚报应观、刑罚控制观在我国仍占主导地位，因此检察院不愿意适用不起诉，以免自身遭到指责和非难。
（二）检察官的素质成为影响不起诉适用的一个重要原因。酌定不起诉是一种自由裁量权，因此其适用的质量很大程度取决于自由裁量者——检察官。由于我国以前存在的对免予起诉大量滥用的先例以及目前仍需提高的检察官素质，使得检察机关对酌定不起诉采取严格控制的政策，这包括对不起诉适用程序的严格规定，对不起诉案件比例的限制，最高人民检察院甚至于1998年下发了第12号文件，强调符合酌定不起诉的案件（除极个别情况外），均应起诉。（而笔者认为这以文件有违反法律的嫌疑，它使一个任意性规范变成了一个强制性规范。）
（三）法律规定的酌定不起诉适用范围太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二款的规定：适用酌定不起诉必须同时具备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两个条件，而一般人又将犯罪情节轻微理解为罪名轻、量刑也轻，因此这种狭窄的酌定不起诉条件，是无法充分发挥不起诉的作用的。
针对以上问题和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改变目前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所面临的尴尬境地。
（一）适当放宽酌定不起诉的条件。法律规定的不起诉的范围仅限于“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这种限制在我国司法现状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对其的理解却不能太狭窄。犯罪情节分为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两种，像刑法中通常的情况一样，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二款规定的犯罪情节应理解为量刑情节而不是罪名轻（我国一般将最高刑为3年的犯罪视为轻罪）。另外，笔者认为不应该将不起诉的条件限定为“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因为起诉便宜主义的实质是检察机关在求刑上的自由裁量权，而非量刑权的自由裁量，因此根据犯罪嫌疑人及其犯罪的具体情节，不予追究更有利于其改造，从而也更有利于国家和社会时，就可以不起诉。所以笔者建议将酌定不起诉的条件放宽为“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追究刑事责任并无实益。”
（二）改革和完善不起诉的的适用程序。复杂的不起诉报批核准程序影响了不起诉的效益，提高了不起诉的难度，因此检察机关要简化不起诉的工作程序；建立不起诉的听证程序，即检察机关拟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之前，应当告侦查机关、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如果其中任何一方在一定时间内对可能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要求举行听证会，这既可以保证不起诉的质量，又能提高检察机关办案的透明度，同时让当事人真正了解和接受作不起诉的原因，减少被害人对不起诉不服而产生的缠诉现象，解除了检察机关的后顾之忧。
（三）加强和落实对不起诉的监督、救济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已规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救济、监督程序，如对不起诉不服，被害人可以向检察院申诉或向法院起诉；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的决定有错误时，可以要求复议或复核等等。这些规定必须得到全面的落实，例如，被害人向法院起诉时，证据的转移和收集问题，检察机关和法院应当帮助解决，才能真正有效的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对不起诉的监督还可以采取上级机关不定期的抽查制度、公开审查制度，即对存在较大争议并在当地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经检察机关审查后拟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涉及个人隐私、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未成年人案件等除外）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律专家、一般公众参加，让他们了解案情，发表意见。
参考书目：
① 波斯纳 著《法律经济分析》，美，Little brown 公司1972年版，第1页
② 《中德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主编陈光中 汉斯—约格阿尔布来希特（德）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年第1版 第168页
③同上，第104页
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行政执法暂行规定
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行政执法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住房公积金管理行政执法行为，切实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本暂行规定所称住房公积金管理行政执法，是指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依据法律、法规，对住房公积金管理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检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
第三条 本暂行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住房公积金管理行政执法活动。
第四条 住房公积金管理行政执法应坚持实事求是，合法、公正，教育整改为主、处罚为辅，查处与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单位和个人对违反住房公积金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都有检举、控告和如实作证的权利、义务。被调查人必须如实提供与违法行为有关的事实、情节和违法行为后果的证据材料。
第二章 行政执法机构
第六条 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是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行政执法主体，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住房公积金行政执法工作，履行以下职责：
（一）根据国家、本市有关规定和本规定制定行政执法规章制度；
（二）领导和监督科室、管理部的行政执法活动；
（三）管理行政执法人员和行政执法证件；
（四）组织行政处罚听证；
（五）参加和应对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六）对侵占、挪用、套取住房公积金和不履行《借款合同》拒绝归还住房公积金贷款以及骗贷行为提起法律诉讼；
（七）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七条 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及其下设各县（区）管理部在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委托权限范围内开展行政
执法工作, 并对以下行为进行查处：
（一）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二）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三）逾期不缴或少缴住房公积金的；
（四）未给职工个人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转移或封存、启封手续的；
（五）将住房公积金挪作他用的；
（六）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三章 行政执法人员
第八条 行政执法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具有胜任工作的业务知识和法律知识。
第九条 行政执法人员必须经过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取得行政执法证件方可上岗执法。
第十条 行政执法人员应当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按照规定的权限、范围和程序进行行政执法，不得超越权限和范围执法，也不得违反程序执法。
第四章 执法程序
第十一条 立案
一、立案条件。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现违法行为或接到群众举报7日内，对案件进行初步审查，经审查符合以下立
案条件的应登记立案：
（一）有违反《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行为和违法后果；
（二）有明确行为人；
（三）依法应当予以行政处罚；
（四）本辖区范围。
二、分别处理。经审查不符合立案条件的，不予立案，按以下情况分别处理：
（一）违法行为不构成行政处罚的，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信访案件处理；
（二）不属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管辖的，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三）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二条 调查
一、指派调查。立案后应当指定不少于两名行政执法人员为承办人对案件进行调查取证，并向当事人主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二、收集证据。执法人员对案件进行调查，应当收集以下证据：
（一）书证；
（二）物证；
（三）证人证言；
（四）视听资料；
（五）当事人陈述；
（六）现场笔录；
（七）其它证据。
以上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三、回避。执法人员按规定应当回避的，应申请回避；当事人认为执法人员按规定应当回避的，可要求其回避。
四、告知。执法人员根据调查结果，书面告知当事人拟被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其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凡拟作出3万元及其以上较大数额罚款处罚决定的，应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三日内提出听证要求的，应按《临沧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举行听证。当事人应在告知书上签字，当事人拒绝签字的，经行政执法人员请见证人见证或注明情况后，视其已履行告知程序。
五、陈述与申辩。执法人员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与申辩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予以复核；对经查证属实的，应当予以采纳。
第十三条 处理
一、处理决定。案件经复查，综合处罚建议、听证结果等材料对案件进行处理：
（一）确有应受处罚的违法行为，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处罚决定；
（二）对不构成违法或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
（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撤销案件处理的决定；
（四）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不合法的，退回执法人员进行补充调查或重新调查；
（五）违法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送达。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在七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当事人应在送达回证上签字。当事人拒绝签字的，经行政执法人员请见证人见证或注明情况后，视为履行送达程序。
三、缴纳罚款 。罚款应开具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专用票据，纳入罚没专用帐户。当事人应在十五日内到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指定地点交缴罚款。
四、强制执行。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应在规定时限内向临沧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服从处罚的，由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监 督
第十四条 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及各管理部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本规定进行住房公积金管理行政执法活动，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当事人有权向有关部门投诉。
第十五条 行政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住房公积金管理行政执法的具体规章制度由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暂行规定制定。
第十七条 本暂行规定由临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暂行规定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