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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四十五号


　　《深圳经济特区心理卫生条例》经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2011年8月3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深圳经济特区心理卫生条例

（2011年8月30日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提高市民的心理健康水平，保障心理咨询来访者、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规范心理咨询和医疗服务，有效预防和治疗精神障碍，促进心理卫生事业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特区从事心理卫生工作及其相关活动的，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心理卫生工作，是指维护和促进个体和群体心理健康及社会适应能力的各项工作，包括心理健康教育和促进，心理咨询，精神障碍的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科学研究及其他心理卫生服务。

　　本条例所称心理卫生机构，包括心理咨询机构、心理卫生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第三条　开展心理卫生工作应当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重点干预、广泛覆盖、依法管理的原则，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合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

　　第四条 心理咨询来访者（以下简称来访者）、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个人隐私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市、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保护心理卫生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心理卫生工作应当作为特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市、区政府应当加强对心理卫生工作的组织领导，确立心理卫生工作经费保障制度，建立健全心理卫生服务网络，促进心理卫生事业发展。

　　第六条 卫生行政部门是心理卫生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

　　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编制、实施心理卫生工作规划，制定心理卫生政策，审批和监督心理卫生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心理卫生科室；区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监管心理咨询机构的业务活动，审批和监督心理卫生门诊部和诊所。

　　发展改革、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政、公安、教育、市场监管、城管、司法行政等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心理卫生工作。

　　第七条 残疾人联合会依照有关规定开展精神残疾预防和康复工作。

　　工会、妇女联合会、共青团、老龄工作委员会、科学技术协会和其他有关团体依照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开展心理卫生工作。

　　居民委员会、有关单位应当协助做好心理卫生工作。

　　第八条 心理卫生的行业协会是特区心理卫生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自律组织，依法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规范卫生行业服务，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鼓励心理卫生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加入心理卫生的行业协会。

　　第九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以提供资助和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支持心理卫生事业的发展。

第二章 心理健康促进与精神障碍预防

　　第十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心理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开展精神障碍的早期干预，防止和减少精神障碍的发生。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定期组织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开展心理健康状况监测，发布心理健康状况报告。

　　第十一条 市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建立精神障碍信息分类报告和管理制度，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公开相关精神障碍公共信息。

　　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内容、程序、时限和方式，向心理卫生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已确诊的精神障碍患者情况。

　　第十二条　医疗机构应当组织医务人员学习心理卫生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医务人员在疾病诊断、治疗服务中，应当按照诊断、治疗的规范要求，对就诊者进行心理健康指导。

　　第十三条　心理卫生机构和行业协会，应当采取多种形式普及心理卫生知识，支持开设公益性心理卫生服务热线。

　　心理卫生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应当宣传普及心理卫生知识，对来访者或者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心理健康指导。

　　报刊、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站等公众传播媒体，应当积极开展心理卫生知识的公益宣传。

　　第十四条　社区健康服务机构应当把心理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纳入日常服务范围，提高居民对精神障碍及其预防措施的认识。

　　鼓励心理卫生咨询机构为社区居民心理健康提供公益性服务。

　　第十五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把心理健康教育列入教育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学校应当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开展心理健康专题教育和学生心理辅导，建立校内心理危机的预防、预警和干预机制。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关注员工的心理健康，创造有利于劳动者身心健康的工作环境，提供相关的心理卫生服务。

　　第十七条 看守所、戒毒所、劳动教养、监狱等单位应当为被监管人员提供必要的心理卫生服务。

　　第十八条　市、区政府应当将重大事件或者灾害的心理危机干预纳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卫生、民政等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心理卫生专业人员对相关人群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减轻心理损害。

第三章 心理咨询服务

　　第十九条 单位或者个人可以依法设立心理咨询机构，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设立营利性心理咨询机构的，应当向市场监管行政部门依法登记，取得营业执照；设立非营利性心理咨询机构的，应当向民政部门依法登记，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第二十条 心理咨询机构开展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依法登记；

　　（二）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及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场所；

　　（三）具备必要的心理测量设施和设备；

　　（四）有两人以上专职心理咨询人员，其中至少一人具有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中级）以上资格或者相关专业（系列）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第二十一条 心理咨询机构应当在开业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备案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心理咨询机构的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

　　（三）心理咨询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的资质证书；

　　（四）营业场所的产权证明或者在租赁管理部门备案的租赁合同；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开业证明材料。

　　备案内容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变更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卫生行政部门办理备案变更手续。

　　第二十二条 心理咨询机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执行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不得违反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建立来访者信息保密等各项内部管理制度；

　　（三）对从业人员进行培训，对其执业道德和业务水平进行管理和监督；

　　（四）合理收取服务费用，明码标价；

　　（五）不得以不正当方式招揽业务。

　　第二十三条 从事心理咨询服务的人员，应当取得下列资格证书之一，并在心理咨询机构或者医疗机构的心理咨询部门实习一年，且经实习单位考核合格：

　　（一）取得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书；

　　（二）取得心理治疗专业资格证书；

　　（三）取得精神科医师资格证书。

　　有关考核管理办法，由市卫生行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二十四条 心理卫生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当按照行业规范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告知来访者心理卫生服务工作的性质、局限性、保密原则以及来访者的权利和义务；

　　（二）未经来访者同意不得对咨询、治疗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因专业需要进行案例讨论或者采用案例进行教学、科研的，应当隐去可能据以辨认来访者身份的有关信息；

　　（三）发现来访者有危害自身或者他人倾向的，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防止意外事件发生，并在信息暴露最低范围内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

　　（四）心理咨询服务的记录、测量、录音、录像等资料，应当妥善保管，保存期限不得低于十年。未经来访者同意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泄露、转让。心理咨询机构歇业、结业的，应当通知来访者在六十日内取回前述资料；来访者逾期不取回的，应当予以销毁。

　　第二十五条 心理咨询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发现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时，应当及时出具转诊意见，向心理卫生医疗机构转诊。

　　第二十六条 心理咨询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从事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

　　（二）出具与心理咨询服务无关或者与心理咨询服务不相符的心理学证明；

　　（三）施行手术、使用药品或者其他医疗行为。

第四章 精神障碍医疗服务

　　第二十七条 心理卫生医疗机构的设置，应当符合实际需要和医疗机构设置标准，并纳入区域卫生规划。

　　第二十八条　二级以上综合性医疗机构应当设置心理卫生科室，开展心理卫生服务。

　　第二十九条 精神障碍的诊断申请应当由患者本人提出；精神障碍患者不能或者部分不能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由其监护人提出。

　　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心理卫生医疗机构或者其他医疗机构精神科执业医师在医疗场所作出。

　　第三十条 心理卫生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将精神障碍患者享有的权利告知患者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并说明治疗方案、治疗方法、目的及可能产生的后果。

　　实施精神障碍治疗措施应当取得患者本人的同意。患者不能或者部分不能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应当得到其监护人的同意。

　　第三十一条 精神障碍患者自主决定是否住院治疗。

　　不能或者部分不能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障碍患者，经具有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精神科执业医师诊断认为其需要住院治疗的，应当由其监护人提出住院申请。监护人不提出申请或者不同意住院治疗的，应当记入病历。

　　第三十二条　公安、民政等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对流浪乞讨人员中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且查寻不到其监护人、近亲属的，按照救助制度的职责分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确诊为精神障碍的，应当依照规定给予救助治疗。

　　第三十三条 精神障碍患者或者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有伤害自身或者他人、危害公共安全、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报告公安机关，行为地公安机关应当依照职权予以制止。在公安机关未到达前，其监护人、近亲属、所在单位或者其他人员可以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害扩大。

　　对根据前款规定被采取制止措施的精神障碍患者或者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经公安机关批准后送往指定的心理卫生医疗机构进行诊断，并通知其监护人。

　　第三十四条　对公安机关送来诊断或者住院观察的精神障碍患者或者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心理卫生医疗机构应当及时安排具有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执业医师进行诊断，诊断为精神障碍并符合住院标准的，通知其监护人办理住院手续；不能确定监护人或者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责任无法办理住院手续的，由公安机关代为办理住院手续，并记录在案。

　　不属于精神障碍的，依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三十五条 心理卫生医疗机构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治疗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使用约束、隔离等保护性医疗措施惩罚精神障碍患者；

　　（二）非医疗目的强迫精神障碍患者劳动；

　　（三）非诊断、治疗目的使用药物或者实施实验性临床医疗；

　　（四）未经市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实施精神外科手术；

　　（五）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通讯、会见探访者等权利；

　　（六）其他危害精神障碍患者的行为。

　　第三十六条 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者为精神障碍患者而拒绝或者推诿诊断、治疗就诊者的其他疾病。

　　第三十七条　被诊断为精神障碍的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对住院治疗有异议的，可以向原做出诊断的心理卫生医疗机构或者其他心理卫生医疗机构申请复核。

　　接受申请的心理卫生医疗机构应当组织复核，复核应当由二名以上未为该患者进行过诊治的、具有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精神科执业医师进行。复核应当在接到其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完成，并出具复核意见。

　　经复核符合住院治疗标准的，应当建议其继续住院治疗；不符合住院治疗标准的，为其提供住院服务的心理卫生医疗机构应当准予出院并按照规定为其办理出院手续。

　　第三十八条　被诊断为精神障碍的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对复核意见有异议的，或者心理卫生医疗机构因条件所限不能确诊的，患者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可以向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申请鉴定，为其提供服务的心理卫生医疗机构应当予以配合。

　　监护人不申请鉴定而住院的精神障碍患者本人要求鉴定的，心理卫生医疗机构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代为申请。

　　经鉴定符合住院治疗标准的，应当建议其继续住院治疗；不符合住院治疗标准的，为其提供住院服务的心理卫生医疗机构应当准予出院并按照规定为其办理出院手续。

　　第三十九条 心理卫生医疗机构应当对非自主决定住院的精神障碍患者定期进行检查、评估，并根据检查、评估的结果做出继续住院治疗的建议或者准予出院并按照规定为其办理出院手续。

　　第四十条　自主决定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提出出院要求的，心理卫生医疗机构应当准予出院并按照规定为其办理出院手续。

　　非自主决定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的出院，应当由两名具有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执业医师予以复核。经复核确定病情痊愈的，由患者本人或者其委托的代理人办理出院手续；未痊愈但符合出院标准的，由其监护人办理出院手续。无监护人的精神障碍患者的出院手续，由民政或者公安部门代为办理。

第五章 精神障碍的康复

　　第四十一条 市、区政府应当按照实际需要，设置精神障碍康复机构，提供精神障碍康复服务。

　　各级残疾人联合会应当组织康复期精神障碍患者参加力所能及的康复活动，增强其生活自理和社会适应能力。

　　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举办精神障碍康复机构，或者以各种方式支持精神障碍康复活动。

　　精神障碍康复机构应当在心理卫生医疗机构的技术指导下开展康复工作。

　　第四十二条　心理卫生医疗机构应当设置康复科室，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适宜的康复服务。

　　区心理卫生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社区健康服务机构应当为辖区内有需求的精神障碍患者提供访视服务，帮助其巩固治疗和参加康复活动，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应当提供协助。

第六章 来访者、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保障

　　第四十三条　来访者、精神障碍患者有获得治疗和康复的权利。不得歧视、侮辱、虐待、遗弃精神障碍患者。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不得泄露其个人隐私及有关信息资料。

　　第四十四条　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及时安排精神障碍患者就诊；

　　（二）如实提供精神障碍患者病情相关资料；

　　（三）根据医嘱督促精神障碍患者配合治疗；

　　（四）妥善看护、照顾精神障碍患者，防止其伤害自身、他人或者危害社会；

　　（五）为精神障碍患者办理住院、出院手续；

　　（六）帮助精神障碍患者接受康复治疗、职业技能训练。

　　第四十五条　精神障碍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对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康复等情况享有知情权。

　　能够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障碍患者有选择治疗方法的权利。

　　需要精神障碍患者参与教学、科研活动或者试用新药、接受新的治疗方法时，心理卫生医疗机构应当征得精神障碍患者或者其监护人的书面同意后方可实施。

　　第四十六条　精神障碍患者依法享有入学、应试、就业和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其曾患精神障碍为由，取消其入学、应试、就业等方面的资格，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剥夺精神障碍患者参加与其身体、心理状况相适应的劳动的权利，但不得强迫其参加劳动。

　　精神障碍患者参加生产劳动时，应当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

　　第四十八条　市、区政府应当为生活困难的精神障碍患者制定相关政策，对其治疗、康复费用给予减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残疾人联合会应当为失业的康复期精神障碍患者提供职业培训和推荐就业服务。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 心理咨询机构未依法登记擅自开展业务活动的，由市场监管或者民政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一万元罚款。

　　第五十条　心理咨询机构未达到开业条件擅自开展业务活动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一万元罚款。

　　第五十一条　心理咨询机构在开业或者备案事项发生变更后三十日内未向卫生行政部门备案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以一万元罚款。

　　第五十二条　心理咨询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五千元罚款：

　　（一）安排不符合从业资格要求的人员从事心理咨询服务的；

　　（二）未向来访者告知心理服务的性质、局限性、保密原则以及权利义务的；

　　（三）发现疑似精神障碍患者而不提出转诊意见的；

　　（四）出具与心理咨询服务无关或者与心理咨询服务不相符的心理学证明的。

　　第五十三条 心理咨询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一万元罚款：

　　（一）泄露来访者、精神障碍患者的个人隐私及可能据以辨认其身份的有关信息的；

　　（二）从事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的；

　　（三）使用药物或者实施其他医疗行为的。

　　心理咨询机构施行手术的，由卫生行政部门处以三万元罚款，并由市场监管或者民政行政部门撤销其登记。

　　第五十四条 心理卫生医疗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五千元罚款：

　　（一）在非医疗场所进行精神障碍诊断、治疗的；

　　（二）未向精神障碍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告知、说明其权利、义务的；

　　（三）未按照规定处理自主住院的精神障碍患者的出院请求的。

　　第五十五条 心理卫生医疗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一万元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复核、治疗的；

　　（二）未经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同意，公开或者泄露精神障碍患者及其亲属相关信息的；

　　（三）未定期对非自主决定住院的精神障碍患者进行检查评估并按照检查评估结果处理的；

　　（四）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通讯、会见探访者等权利的。

　　第五十六条 心理卫生医疗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三万元罚款：

　　（一）使用约束、隔离等保护性医疗措施惩罚精神障碍患者的；

　　（二）非医疗目的强迫精神障碍患者劳动的；

　　（三）未经精神障碍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同意，安排精神障碍患者参与教学、科研活动或者试用新药、接受新的治疗方法或者实施实验性临床医疗的。

　　心理卫生医疗机构未经市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实施精神外科手术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予以通报，并处以五万元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七条 医疗机构因就诊者为精神障碍患者，拒绝或者推诿诊断、治疗就诊者其他疾病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二万元罚款。

　　第五十八条　心理卫生医疗机构未按照规定为相关部门送来的精神障碍患者或者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提供诊断、治疗服务的，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卫生行政部门予以通报，并对心理卫生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九条 心理咨询机构和心理卫生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不遵守心理咨询和精神障碍诊断、治疗行业规范的，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吊销其执业证书。

　　第六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与心理卫生医疗机构工作人员串通，将非精神障碍人员送入心理卫生医疗机构住院的，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的法律责任，并由卫生行政部门对心理卫生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处以五万元罚款、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其执业证书。

　　心理卫生医疗机构未及时发现、纠正前款所列违法行为的，由卫生行政部门处以十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书，并对主要负责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十一条 心理卫生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结论表明精神障碍患者应当住院治疗，监护人不为其办理住院治疗手续，精神障碍患者在未住院期间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公共安全、扰乱公共秩序的，监护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六十二条 心理咨询机构和心理卫生医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来访者、精神障碍患者或者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三条　卫生、公安、民政等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履行其工作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四条 本条例所称精神障碍，是指在各种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人的大脑功能失调，导致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的异常。

　　第六十五条 本条例实施前已经按照规定设立的心理咨询机构，应当在二年内具备本条例规定的开业条件并办理备案；在规定期限内未具备到本条例规定的开业条件或者未按本条例规定办理备案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按照本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规定处理。

　　第六十六条 市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本条例实施之日起一年内，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我国法治国家的特征


《法学研究动态》1998年第10期
　　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我国正在建设的法治国家既不同于资本主义法治国家，也不同于社会主义非法治国家，有其独特的标志。尤其是探讨和认识我国正在建设的法治国家与我国以前和现在所不同的特征，是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笔者认为，我国正在建设的法治国家应当以法律至上、法制完备、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制约权力、保障权利与我国以前和现在相区别。本文不揣冒昧，谨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请教于法学理论界的专家学者。
　　一、法律至上：我国法治国家的理性原则　
　法律至上是法学界熟知的原则和口号，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它的误解、岐见长期困扰着我们。使我们难以名正言顺地提出和倡导法律至上的原则。现实中，也还有种种影响我们实行法律至上的原则。
　　法律至上是人类法治发展进程中提出的重要口号和基本原则之一。其意在强调法律在整个社会规范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任何社会规范都不能否定法律的效力或与法律相冲突。
　　有的人认为，法律至上就是对权力的否定。因此，有的人歌颂它，有的人否定它。其实，法律至上并不是对权力的简单否定。从法律对权力的依赖关系上讲，法律是权力的产物，没有权力，绝无法律的产生和存在可言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都说明，没有权力，就没有法律的产生包括制定或认可，也没有法律的存在和被贯彻实施。权力始终是法律得以存在的依据。在法律产生和存在的意义上，没有法律至上的问题。法律既不可能超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超越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人类进步的实际状况，也不可能逾越或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然而撇开这一意义，法律与法律社会的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就不再简单的是一个权力高于法律的问题。甚至恰恰相反，任何权力的获得和行使都应当具有法律上的依据。法律相对于权力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即使是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实施也都概莫能外。因为，除一些通过革命而建立的新政权的最初立法外，任何立法都得遵守法律的规定，即使是革命政权最初的立法，虽然不必遵守旧时代既有的法律规定，但是也还得遵守法的规律，遵照立法的原理乃至法的原理，而不能完全随心所欲。
　　有的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强调法律至上就会否定党的领导。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法律至上不是对党的领导的否定。首先我们必须清楚，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一直并将继续处于领导的地位。我国法律的制定，即立法，是党的领导下通过立法机关和立法程序进行的。我们的执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执法机关进行的。执法机关中，有着我们完善的党的组织和大量的党的干部。法律至上是以他们对于党领导下制定的法律的无限忠诚作为前提和保障的。其次，我们党是大公无私的党，它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而社会主义法正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坚持法律至上实际上也是坚持了“人民意志至上”，也就是坚持了党的领导。从世界各国的法治实践来看，一国法治的成败，关键在于其法律制度的状况以及是否能将该法律制度有效地贯彻实施。前者往往与一国的正常制度紧密联系，而后者关键在于有无一套良好的法律实施机制，确保该法被良好施行。法律至上根本就不会动摇党的领导。尤其是在党风不正、社会风气异常的情况下，强调法律至上，无疑有助于法律的良好施行和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改善。
　　有的人认为，法律至上会导致对道德作用的否定。这是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误解。首先，法律与道德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相互独立的社会规范体系。它们在并不完全相同的领域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肯定法律的作用并不等于否定道德的作用；其次，法律至上并不等于法律万能。只能由道德调整的问题也不能因法律至上而改由法律取而代之。再次，任何法律都以一定的道德准则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道德的发展，法律至上不仅不会否定道德，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道德的完善和发展，所以切不可将法律至上与道德作用对立起来，以为法律至上会否定道德的意义。
　　有的人认为，法律至上会导致对经济决定作有的忽视或否定。法律至上与经济决定法律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首先法律是社会规范，经济并不是社会规范。其次，经济决定法律是从法律的本源上讲的。在终极的意义上法律始终是被经济所决定并为经济服务的。但是离开这一意义，法律对具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来说，显然就不再是从属的。一切具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也都得遵守法律的规定，符合法律的要求。否则就可能导致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的发生。法律至上是在经济决定法律的基础上对法律的地位的概括和期望，它与经济决定法律并不矛盾。
　　我国实行法律至上，问题远远不仅限于认识方面。实际的障碍甚至更难克服。事实上，与法律至上冲突的，还有社会生活中的权力至上，金钱至上，等等。
　　总之，在我国目前，法律至上问题上还有种种严重误解和现实障碍，消除这些误解和障碍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也就是消除这些误解和克服这些障碍的过程。未来的法治国家必然是法律至上的国家。
　　二、立法民主：我国法治国家的首要环节
　　立法民主是民主的主要内容。在法治国家更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历史发展已经清楚地说明，现代的法治国家要求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的全面法治化。而所有这些都是以立法的民主作为首要条件的。立法的民主为法治国家奠定制度基础，它是法治状态的制度框架或理论格局。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法治国家的立法是立法者们对一国法治状况的预想的制度化，是一幅幅具有国家权威性的法治蓝图。执法、守法、法律监督无非是各尽其能地将其现实化而已。民主的立法被良好地实现了，这样的国家才可能是法治国家。民主的立法无法实现，法治国家就成为泡影；如果没有民主的立法，法治国家就毫无希望与可能。
　　立法民主中最首要的是立法的目的民主，其次是立法的内容民主，再次是立法的程序民主。立法目的民主与否，直接关系着立法的民主与否。一个为专制、集权目的而制定的法律是绝无民主可言的。无论这个法律的名称、形式多么民主，其结果必然是反民主的。其内容在有时也会表现得民主甚至很民主，但它往往都是在一方面赋予民主，在另一方面否定民主；在此处确认民主，在彼处否定民主。在总则中赋予民主，在分则中剥夺民主；在字面上确认民主，在行动中否定民主。仅有的些许"民主"实际上是不民主。有了目的的民主，立法的民主才可能成为现实。立法内容的民主是立法民主的核心内容。立法民主在根本上还是就其内容而言的。立法内容的民主是在民主的立法目的的指导之下的。没有内容的民主，立法的民主就会成为空谈。同时立法内容的民主是以立法程序的民主来保障的，没有立法程序的民主就没有立法内容的民主。立法程序的民主似乎并无多大的意义。其实不然，因为就权力的倾向来看，任何权力要完全、自觉地以民主为依归，是不可能的。立法程序的民主实际上是立法民主的条件和保障。
　　如何实现立法民主？首先，立法机关组成人员──人民代表应当是民主产生的。为此我们应当不断尽可能地扩大直选的范围，使人民代表的选举更多地体现人民的意愿，由人民在更大的范围上自主地选择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其次，立法机关的成员应具有代表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他们不应是简单的英雄模范，他们具有必要的法律知识和参政能力。否则，即使他们是英雄模范，可以给予他们很高的荣誉和奖赏，但也不能由其担任人民代表，因为他们由于水平和能力的限制也难以完成人民代表的使命。再次，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应当是民主的。这里的民主应是“多数人决定”的意思。其过程应能让其成员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确保民主的结果是通过民主的过程作出的，必要时，可以扩大范围在立法机关的主持之下，在立法机关之外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最后，立法的内容应是民主的。它是立法民主的核心内容，前面三个方面的民主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为立法内容的民主服务的。为了确保立法民主，我们还要设定一套良好的立法校正程序，使错误的法律有得以校正的可能。
　　立法民主一直是法治国家的立法实践。民主的进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立法民主的发展如同整个民主一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未来的法治发展就是要不断扩大立法民主，发展立法民主，为法治国家的建立奠定制度基础，并作为法治国家的重要特征而被长期坚持。
　　三、法治完备：我国法治国家的形式要件　　法律制度的完备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得以建立的必要条件和重要表征之一。在中国，法制完备对于法治国家的建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长期实行成文法并以成文法为主的国家，有着重视法律制度的历史传统，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注意到中国的这一历史传统，把法律制度建设摆到应有的位置。其次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长期实行中央集权的国家，有着从上与崇上的文化传统。而法律制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尤其是从近代以来，逐步成为了“上”意（并不一定违反民意，有时也与民意一致）的表现，因此从上与崇上的心态，对于强调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着重法制建设，在整个法治国家的建设中的地位不容低估。再次是因为，法律制度具有确定性、明确性的特点，便于人们掌握与运用，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防止法治国家建设中因误解而发生偏差，有利于法治国家建设的有效进行。最后是因为，法律制度是法制建设的首要环节，没有法律制度就不可能谈及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乃至更多的方面。法制是法治建设的最基本方面与重要内容。
　　法制完备表现为法律制度的类别齐全、规范系统而无一遗漏。凡是法律制度所应调整的，均应有相应的法律制度调整凡是由法律制度调整的，均应有恰当的法律制度调整，不同领域的法律制度应当相互衔接，并有机协调；法律制度在执行、遵守、监督中的任何问题均能在法律制度中获得解决的途径；法制有一个调节机制，能作出适应客观需要的相应反映，能进行有效的自我修正。
　　法制完备本身就是一个过程，我国法律制度建设一直欠帐太多。法制的基本建设尚未完成，体制改革、对外开庭和市场经济中的许多法律问题又大量产生。通过一定的立法积累，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往往是旧的问题尚未能彻底解决新的问题又已产生。因此，法制不完备的问题还很严重，很多问题还于法无据。无法可依还是法制建设的一大问题。建设法治国家，法制完备应当是最基本而最首要的方面。
　　四、司法公正：我国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司法历来都以公正作为自己的理想。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司法公正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首先，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最本质要求。司法就是要公正地解决一定社会矛盾及其相应的法律冲突。它是国家这一公共权力因冲突着的各方无法自主地解决纠纷，而为其设定的由国家专门机关予以裁决的纠纷解决机制。冲突着的双方都存在着利益的差异或分歧。如果依其任何一方单方面的意愿裁决，都可能导致裁决的不公正。如果裁决不公正，首先就不可能平息纠纷，甚至可能使矛盾更加激烈，司法的目的就不可能得以实现，也就违反了司法应有的本质。其次，司法公正是司法赢得群众的最基本保证。司法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构成部分，它的直接来源是国家权力的分配与赋予；它的最终来源则是民众权力的让渡。司法权力最终来自人民，一是从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意义上讲的，二是从司法机关官员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意义上讲的，司法机关的设立在历史缘起上，是人民愿意将其所涉及的纠纷交其裁决的共同意愿，当然包含着大多数民众对其的信赖。司法机关的继续存在，也离不开人民的继续信赖和支持。司法机关能够始终赢得群众，获得人民支持的根本，就有一个是否有着司法公正的问题。可以说司法公正是司法机关赢得人民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所在。再次，司法公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给司法工作提出了大幅度提高裁决效率的要求。而司法公正即能简省诉讼程序，许多案件都可以通过一审终结，较快地解决纠纷，否则就必然会导致二审甚至再审程序发生，既不利于司法机关司法工作的顺利进行，更不利于人民群众日益加快频率的社会生活。其二，司法公正是一个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在不同时代或不同历史时期都会有所差异，因此对司法公正的认识也应有一个随历史发展而进步的问题。现代中国正处于伟大的变革年代，除旧布新成为时代的进行曲，只有随着时代进步的司法公正，才可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公正，是很难把握的。因为公正有一个令人头疼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公正”应当是多数人的共同认识，否则，就不叫公正。另一方面“公正”又在每一个人那里有不完全相同的认识，难以得到公认。但公正也不是不可着摸。实际上，司法公正一直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检验。一是司法是否合于法的公正规定；二是司法是否合于民众的公正要求。　　符合法律规定的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首要方面。公正之“正”不是“私正”，只有少数人或者个别人所认为的“正”绝非“公正”之配音。立法应能体现社会民众的意愿，反映绝大多数人的意志，甚至应能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多数人的意志也就包含了多数人的公正观念和公正要求。在这个前提成立的情况下，司法公正首先所强调的就是“司法合法”。在这里“合法”即合于多数人在法律上所表现和要求的公正。这种“正”具有“公”的规定性，“公”应当是司法“正”的客观尺度。当然如果“法”本身就不是“民意”（在这里或称“公意”）的体现，司法公正以“司法合法”作为目标又另当别论了。
　　符合民众要求的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主要内容。这里“正”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甚至也有一定的社会普遍性。即司法要能获得公众的认可，使大众信服。司法如果不具有这种力量，其社会影响是很难如愿以偿的。当然这里的“众”有一个“量”的问题；众人之“正”有一个正确与否的问题。什么是社会的普遍公正观念，是很难把握的，但它又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一旦违反了它，违反者就会遭致社会的反对或否定。司法也同样如此。司法的公正不论其在法律上的状况如何，如果它遭到人们观念上的反对或否定，那么它在实施上就难以如愿以偿。这种违反社会公正观念的司法不论其在理论上或法律上是否正确都会受到社会的抵触和反对。极端时，人们甚至会故意地挑衅法律，以示自己对自己所认定的公正的一种忠诚和维护。　　合法公正与合民公正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时候。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其原因一是法律确定的公正有问题，或许是这种法律公正在其制定时就不公正，或许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本公正的法律已经变得不公正了。二是社会民众的公正认识出了问题。把不公正当作了公正，把公正当作了不公正。在第一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就应修正法律。这种修正包括着对法律进行修改，以便以后的类似情况能得到真正的公正；也包括着为法律不公正的特例设定特别的个案修正程序，最大限度地防止不公正裁决的发生。在第二种情况发生时，我们首先得看民众的数量，这种民众如果占绝大多数，那么，就说明我们的法律还未能反映民众的现时意愿，立法的民主就可能有问题。就应检省立法，并通过民主和法治的途径修正法律；如果这种民众并不占绝大多数，那么法律并不会迁就少数人的歧见，但是，这也就有一个教育少数人的问题。
　　司法不公，是非法治国家的重大社会问题。我国历史和现实中所存在的司法不公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司法不公不但未能克服，甚至表现得更加严重。这是法治国家决不能允许的。法治国家建设必须确保司法公正。　
　五、制约权力：我国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　　权力的根据并不在权力本身。权力的根据在于民众对权力的赋予以及民众对权国行使的认可。所谓选举、推举，不过是权国获得的过程而已。站在民众的角度，权力是一种赋予，站在权力获得者的角度，权国就是一种获得。赋予与获得是权力产生过程的两个方面。由于权力赋予与获得的过程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参与，甚至绝大多数人都无法直接参与，因此，怎么保证权力的赋予与获得是正当的，就成为了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于是就有一个对权力赋予与获得过程的监督问题。如果权力赋予与权力获得的过程没有严格的程序保证，就无法保障这一过程是正当的，就无法保障权力赋予者和获得者在这一过程中的行为并未违反公众的意愿，甚至一定是公众意志的反映。法律正是人民监督权力赋予、获得的工具，而且是最重要的工具。权力能够在人民的依法监督之下依法赋予、获得，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法治。权力一旦摆脱法律的羁绊，权力的赋予与获得就会演变为非法。　
　任何国家权力无不是以民众的权力让渡与公共认可作为前提的。如果能够如此，我们即说该权力的获得与行使是正当的，否则该权力存在的合理性就有问题，该权力的任何行使都无法具有合理性。制约权力，在逻辑上主要的应当是制约权力的行使。然而仅仅依靠对权力的行使进行制约也就很难达到制约权力的目的，于是制约权力的获得也就进一步为人们所重视。制约权力也就不仅是指对权力行使的制约，而且包括对权力获得的制约。
　　权力获得与权力行使，总是少数人的事情。权力的获得是在少数人中进行的，权力行使，更不可能由每一个人来完成。它必须由公众依靠一定的程序认可的人代为进行，那么这些由公众认可而行使管理社会权力的人，其行为是否是以公众利益为目的的，如何保证他们记过为公众的利益而工作，这就使对权力获得者的监督或制约显得心不可少。权力往往都是由拥有权力的个人行使的。独立存在的每一个个体都是有自己独立思维和相对利益的，权力拥有者在总体上都有一种背离集体或公众的倾向。对他们的制约就成为了必要的。在制约机制中，最有效的制约手段当然中法律制度。这是由两个主要因素决定的。一是任何权力的行使一般地都是以法律制度作为根据的，并以法律制度作为权力行使的荡式与轨迹；二是在制约权力的规范中惟有法律具有国家强制力做保证，并具有公认公知的特点。
　　能否用法律制度有效而科学地制约权力，是一个社会管理状况的评价标准之一，也是一个社会制度优越程度的标志。在人类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社会主义社会理应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其对权力赋予和权力行使的制约理应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典范。在我国这个具有长期专制和集权历史与惯性的国度，强调对权力的制约强调权力的依法行使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制约权力在世界各国的法治化历程中的意义，已经为历史发展所证明，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征程中，仍是我们所不可忽略，而必须予以特别关注并为之努力的重要方面。
　　在我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权力高于一切，权力无所不能，权力难以制约。在我国权力制约上最为严重的问题包括：权力过度集中而未能很好分权，权力监督有法律规定而极度不完善，权力监督有一定途径但受体制局限，权力监督有一定效果但未切实进行。未来的法治国家应当是对权力实行良邓法律监督的国家。
　　六、保障权利：我国法治国家的法律价值　
　权利是法律的重要价值准则。如何对待权利，是不同类别法律的重要区别。在民主和法治的国家，权利总是被法律所强调和保护；在专制与集权的国家，权利总是被践踏和抛弃。
　　权利的制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义务；二是权力。保障权利，也应当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从义务角度看，保障权利要求首重权利，以权利的实现带动义务的履行。权利与义务是构成法律规范的两大要素。在权利与义务之间，作何种价值选择，是任何法律时代都存在的法律价值判断问题。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有着一种错误的认识，似乎二者之间只有一种关系，学者们的认识也只有一种才是正确的。即只有权利义务一致的理论和口号才是唯一正确的。实际上这是十分偏狭的。从不同的侧面认识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其结论自然就有所不同。在价值意义上，我们所应提倡的是权利先导。因为权利与义务在总量上是相等的。在理论上似乎强调义务或者权利，都是一样的，都能达到二者实现的目的。然而，强调义务和强调权利的实际后果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关心自我的本能。权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具有比义务更大的号召力。因此从保障权利出发带动义务的履行，比从义务出发保障权利更加有效。首重权利的意义远非仅限于此，它还有利于社会权利的扩大和良性发展。相对于权利的义务，一是指为满足权利所需要的义务，它是由与权利人相对的义务人承担的；二是指权利人得正当行使自己的权利，即权利人正当行使自己权利的义务，它是由权利人承担的。第二类义务，即权利人正当行使权利的义务，实际上也是义务人的权利或者权利人的义务。但这两种义务都是为权利而存在的，离开权利地强调义务，就可能显得十分狭隘。　　从权力角度看，保障权利要求制约权力。这里的权力，是指国家权力；这里的权利主要是指民众个人或群体的权利。权力与权利有着重大的区别。首先，在终极度意义上，权利是权力的基础，权力不是权利的基础。其次，权利要由权力予以保护，权利本身往往难以自保，而权力本身却有充分的自我保护能力。第三，权利本身不具有国家强制性，对其保护要依赖权力，而权力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国家强制性。权力与权利的区别就决定了权力易于膨胀，而权利难以自保。权利与权力之间，权利易于受到权力的侵犯。为了保障权利，法律就必须制约权力。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状况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民主程度。法治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权力的制约，严格规范权力的范围和行使，防止权力对权利的侵犯，实际上也就是保障民主，在任何法治国家，民主总是法治的内核和精神。离开民主就没有法治，所以法治就必然要求对权力进行制约，为权利提供保障。
　　在我国以前和现实中，权利很难有良好的法律保障。权利除了受到权力和义务的侵犯之外，还受制度不健全、金钱作用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影响。我国目前所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是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重要制约因素。而司法腐败的各种现象几乎都与制度欠缺、金钱作用和人际关系密切关联。未来的法治国家应当在司法廉正上狠下功夫，确保司法工作者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只有这样，权利才可以得到足够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