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刑事技术鉴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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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前羁押程序比较

高一飞*
一、逮捕前置是审前羁押的前提 1
（一）各国对逮捕前置的立法规定 2
（二）对各国逮捕前置程序立法的评论 2
二、从逮捕转为审前羁押的决定程序 3
（一）各国对审前羁押决定程序的立法规定 3
（二）对各国审前羁押决定程序立法的评论 5
三、审前羁押的司法救济程序 6
（一）各国对审前羁押司法救济的立法规定 6
（二）对各国审前羁押司法救济立法的评论 7
四、我国审前羁押程序立法的检讨 8
（一） 我国审前羁押决定程序的立法现状 9
（二）我国审前羁押程序的根本问题 9
（三）我国审前羁押程序的法治化 11


[内容摘要] 审前羁押会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受到较为严重的侵害。西方各法治国家都采取了相应的法律控制手段。本文通过立法比较解读审前羁押的程序问题，透视了我国相关制度。反思了我国完善这项制度的出路以及面对的困境。
[关键词] 审前羁押 司法审查 法律控制 程序改革


审前羁押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会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受到较为严重的侵害。现代法治国家都对审前羁押实施了较为严密的法律控制。审前羁押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前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状态。我国审前羁押基本上依附于整个刑事追诉活动，与刑事拘留和逮捕相比，羁押并不一种法定的强制措施，而是刑事拘留和逮捕的当然状态和必然结果。审前羁押从整体上看没有形成独立封闭的司法控制系统。鉴于我国审前羁押与公民权利和诉讼结构联系的紧密性，笔者欲通过几个主要法治国家审前羁押的立法比较领悟其中的法律精义。进而指出我国该项制度中的缺憾与困境，希望为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提供理性的思路和改革的灵感。
一、逮捕前置是审前羁押的前提
各法治国家都是将拘留或逮捕 作为一种强制到案的方法，但是在嫌疑人被强制到案后，如果需要较长时间的关押，必须经法院批准变更为羁押措施。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就处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
（一）各国对逮捕前置的立法规定
在认识逮捕的程序设计中，我们首先应当明确的是，从世界各国关于逮捕的明确规定，逮捕倾向于侦查机关的固有权限，经事前审查性质的司法审查状态的逮捕，即法官批准逮捕并不占多数。针对逮捕实施的事前审查方式，也就是由司法官员对警察检察官提出的逮捕申请进行合法性和必要性方面的审查。仅存在于英美法国家中的有证逮捕和日本国的通常逮捕中（即有证逮捕） ，虽然英美法系国家与日本皆规定有：“有证逮捕是原则，无证逮捕是例外”，但事实上大多数逮捕都是无证逮捕。这里直接存在着审前羁押的审查活动，而没有专门针对逮捕的司法审查。而在意大利刑事审前强制措施的法律体系中，针对逮捕的司法审查并不存在，几乎所有的逮捕都是由警察、检察官自行决定，自行实施。
美国的有证逮捕指侦查机关向法官申请，经法官批准后由法官签发逮捕证，执法官员根据这一逮捕证进行的逮捕。其实质要件是必须存在“可能原因”。程序要件是必须事先法官签发逮捕证。《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4条规定，在“可能原因”相信发生了犯罪，而且嫌疑人实施了该犯罪时，应向执法官员签发逮捕证；应检察官的请求，也可以签发传票代替逮捕证。嫌疑人没有按照传票要求到场时，可以签发逮捕证。逮捕证应当由治安法官签名，并写明嫌疑人的姓名或其他足以特定嫌疑人的事项、受指控的犯罪，命令将嫌疑人逮捕并带至最近的治安法官处。联邦法上的有证逮捕可以由联邦执行官或其他执法官员执行，执行逮捕时不必出示逮捕证，但如果嫌疑人提出请求应当尽快向其出示。执行逮捕的官员如果没有随身携带逮捕证，则应当告知嫌疑人被控的犯罪和已经签发逮捕证的事实。
根据《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5条，无论是有证逮捕，还是无证逮捕，执行逮捕后都必须将被捕人不迟延的带至联邦治安法官处（即所谓的“初次到庭”），如果联邦法官因正当理由不在则带至《美国法典》第18篇第3041条授权的州或地方的司法官员处。被无证逮捕的人被带到治安法官处时，应当一并提交可以表明存在“可能原因”的控告书。
日本刑事诉讼法中的逮捕有三种：通常逮捕、现行犯逮捕和紧急逮捕。其中的通常逮捕即为有证逮捕，即检察官、检察事物官或司法警察职员，根据法官签发的逮捕证所进行的逮捕。司法审查其实质要件有：其一，必须有相当的理由足以怀疑嫌疑人实施了犯罪。这是通常逮捕最重要的条件。不具备这个条件的，侦查官员不得请求签发逮捕证，法官也不得同意签发逮捕证。而且这个“相当的理由”必须是客观理由，即有合理的根据。这与美国逮捕法的要求是一致的。其二，必须有逮捕的必要。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99条第2款规定，法官认为有相当的理由足以怀疑嫌疑人实施了犯罪时，应当根据检察官或司法警察官的请求签发逮捕证，“但认为显然没有逮捕必要的，不在此限”。日本实行逮捕，实行所谓“逮捕前置主义（或逮捕先行主义）”。羁押适用的对象通常是那些已经被逮捕的人。这就意味着，为了审前羁押必须先履行逮捕程序。即该被告经合法“拘提”或“逮捕”为前提。逮捕前置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在逮捕时实施司法抑制，在羁押时也实施司法抑制，即保障双重检查，同时考虑到侦查阶段情况容易发生变化，这一阶段有必要经过逮捕和羁押这两次司法审查。
（二）对各国逮捕前置程序立法的评论
从上述比较分析中不难看出，美、日两国对逮捕适用的司法审查程序，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警察、检察官提出逮捕申请，法官负责对逮捕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进行审查，也就是程序裁判中贯彻了“不告不理”这一不告不理、法官中立的诉讼原则。
二是司法审查采取较为简易的方式。法官一般不举行由控辩双方同时参与的听证程序，没有实行那种直接、言辞、辩论式的开庭形式。经过审查，法官认为符合法定逮捕条件的，就签发逮捕令或逮捕证，并以此作为司法审查的裁决结论。
三是事前审查与事后审查相结合。西方各国只对那些较为正式的逮捕才适用事前司法审查模式，而在大量紧急情况下（如对现行犯）则广泛采取无证逮捕的模式，但是警察、检察官在自行决定并实施逮捕后必须尽快将被逮捕者提交司法官员进行审查。
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几乎所有大陆法国家，警察逮捕后应尽快（一般在48小时以内）将嫌疑人提交给检察官，后者对逮捕的合法性要进行事后审查，然后尽快将那些符合羁押条件的嫌疑人移交法官审查。即体现出逮捕的目的一般是制止犯罪并强制嫌疑人到案，这决定了逮捕后附带羁押期限较短，通常在48小时之内，更长时间的人身拘禁，即再不属于侦查机关的权限范围，而必须经过法官批准。美国由于被指控人被捕后涉及羁押期间的延长问题，因此美国法律和判例要求警察在将嫌疑人提交法官面前问题上不得有“不合理的拖延（without unnecessary delay）”。在联邦和大多数州，嫌疑人被捕后如果超过6个小时仍然没有被提交法官，其供述的自愿性就可能受到怀疑。而且各国对于这个时限要求通常都比较严格，超过期限的羁押即构成违法。作为一种临时性的紧急措施，它应当很快受到中立机构的审查。
二、从逮捕转为审前羁押的决定程序
尽管逮捕行为有的需要经过司法审查，而有的则由警察、检察官甚至普通民众直接决定和实施，但是，审前羁押却毫无例外的需要经过司法机构的审查和授权，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尽管各国的程序制度设计不尽相同，但大体上都确立了以下典型模式：警察、检察官实施逮捕之后，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提交给司法官员，后者经过听证或者讯问听取被告人、辩护人、警察、检察官等的意见或辩论，就羁押的理由和必要性进行审查，然后就是否羁押以及羁押的期限做出明确的裁决。
（一）各国对审前羁押决定程序的立法规定
这样，对于审判前的羁押，各国在羁押的实质要件方面加以静态的法律规则抑制的基础上，从程序理性层面的动态抑制上，更进一步的要求审判羁押适用必须履行严格的程序，如请求程序、听审或讯问程序、执行程序、复议或上诉程序等。
在法国，刑事诉讼中的“先行羁押”通常由预审法官应检察官的请求，经控辩双方言辞辩论程序后决定，预审法官无权依职权命令羁押被审查人。预审法官在命令羁押之前，必须告知被审查人有权委托律师或者要求指定律师帮助。辩护律师可以当场查阅案卷，并且可以自由的同当事人交换意见。言辞辩论程序可以在律师到场后或在被审查人放弃律师帮助的情况下，立即开始。在辩论程序中，先由检察官陈述意见，然后由被审查人陈述意见，被审查人有律师的，还应当听取律师的意见。预审法官裁定予以羁押的，应当具体的说明羁押的理由，并口头通知被审查人。预审法官在做出先行羁押的裁定后，应当对被审查人签发羁押证，羁押证是关押被审查人的书面依据。
法国的审前羁押审查程序体系中，尤以精密的复议或上诉程序著称。充分体现了其从程序技术角度增强被审查人的救济能力，反映了对审前羁押施用谨慎的态度和弥补滥用之误，施行完备系统的程序法律控制的立法思路。
德国《刑事诉讼法》对于待审羁押如何申请没有任何规定。在德国法中，有一种法官先行签发羁押命令的制度。一般说来，对那些具备法定羁押理由的嫌疑人，经检察官申请，侦查法官可以不经过逮捕程序而直接签发书面的羁押命令。当然，在法定特殊情况下，如果法官无法与检察官及时进行联系，并且延迟签发就会造成危险的，法官也可以依职权主动签发逮捕令。
德国刑事诉讼法对待审羁押的审查程序，不象法国一样明确规定要求经过言辞辩论程序，在此领域与法国操作方式有所不同。但其有德国法鲜明的特色。德国刑事诉讼法程序一体贯彻法定主义精神，在审前程序中也从法定主义原则出发，对审前程序中的逮捕令的签发、宣布、执行后的通知、移送和救济等程序作了明确的规制。
德国的待审羁押以书面逮捕令的形式进行授权，即羁押命令是警察、检察官对嫌疑人实施逮捕的司法授权书。它必须载明被捕者的情况。被指控的犯罪行为以及行为的时间、地点、犯罪行为的法定要件及相关的刑法条文。还要说明能够证实行为嫌疑和逮捕理由的事实。执行人员根据逮捕令逮捕被指控人（不论是依据羁押命令实施逮捕还是暂时逮捕）之后，必须毫不迟疑的将被捕的嫌疑人提交给管辖案件的法官。这种提交嫌疑人的行为最迟不得超过逮捕后的第二天结束之前。法官接纳后应当不迟延的，至迟在第二天对被捕人就指控的事实进行讯问；讯问时法官应当告知被指控人对他不利的情况，以及他有权对指控做出陈述或保持沉默，并应当给予其消除嫌疑逮捕理由及提出对自己有利的事实的机会，即讯问时，法官负有义务告知嫌疑人有关的诉讼权利，给予嫌疑人提出辩解的机会，并且就是否继续羁押问题做出决定。法官经过审查，发现羁押的理由仍然存在，会继续维持羁押命令。但应当告知被指控人有权依法对羁押提出抗告和申请羁押复查。
在美国，警察对于被逮捕（无论是有证逮捕还是无证逮捕）的嫌疑人，必须当即将其解送至最近的联邦治安法官或者地方法官处。届时警察将提出起诉，并说明构成逮捕所必须的“合理根据”。联邦治安法官或者地方法官将传嫌疑人出庭，即“初次到庭（The first appearance）”。在听审过程中，法官将告知被告人被起诉的罪名，告知其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同时要做出是否将被告人保释的决定。对于轻罪案件，被告人在法庭上将被要求做出有罪答辩或者无罪答辩；对于重罪案件，初次到庭结束后法官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安排预审。一般情况下，被告人委托或被指定的辩护律师须参与听审，警方也有代表出席。双方可以就是否羁押、应否保释等问题进行辩论。从以上程序可以看出，司法官在命令羁押之前必须举行听审，以便确定是否有条件能够担保被告人按照要求到庭，以及任何其他人和社会的安全。
可处10年以上监禁的毒品犯罪以及被告人曾经有过两次这几种罪的定罪前科的重罪案件，听审应当根据检察官的申请进行。但下列案件可以根据检察官的申请举行听审，也可以由司法官依职权决定听审：（1）被告人很可能逃跑的；（2）被告人很可能妨碍或试图妨碍审判、或者威胁、伤害、恐吓或试图威胁、伤害、恐吓潜在的证人或陪审员的。
对于听审中的举证和评议，不采用刑事审判中证据可采性的规则。司法官依法认定没有任何条件能够合理的保证任何其他人和社会的安全时依赖的事实，必须有“清楚而又令人信服的证据（clear and evidence）”为根据，为此，须有控方承担证明责任，但存在不利于被告人的相反推定时，由被告人负担提供推翻不利推定的证据的责任。在听审结束之前，对被告人可以予以羁押。如果司法官发现出现了听审时申请人所不知道的情况，而且该情况对于确定是否有条件能够合理的保证被告人按照要求出庭以及任何其他任何社会的安全有重要影响的，在司法官做出决定之前，或者做出决定之后，开庭审判之前，可以随时重新举行听审。
日本法基于令状主义的宪法要求，建立了审前羁押的司法审查程序。所有的羁押一律凭法官或法院依法签发的羁押证进行。羁押请求权专属于逮捕嫌疑人或接受被捕的嫌疑人的检察官，其他侦查官员（如警察）没有这个权力。法官对于羁押请求，应当迅速签发羁押证，但是认为没有羁押理由或者由于检察官未能在法定期限内请求羁押，因而不能签发羁押证时，应当不签发羁押证而立即命令释放嫌疑人。在紧急情况下，审判长、受命法官或者地方法院、家庭法院或简易法院的法官，也可以指挥，但对于已经拘禁在监狱的被告人，执行羁押的，应当由检察官指挥监狱官吏进行。执行羁押时，应当首先向嫌疑人或被告人出示羁押证并尽快直接将被羁押人带到所指定的监狱。其中，对被告人的羁押，在紧急情况下，由于没有带羁押证而不能出示时，可以在告知公诉事实的要旨和已经签发了羁押证的行为后执行，但事后应当尽快向被告人出示羁押证。
（二）对各国审前羁押决定程序立法的评论
　　刑法对于渎职罪主体明确规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相关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对于渎职罪主体的适用范围进行了解释和进一步的明确,其中对于“受委托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时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构成渎职罪的主体身份予以了专门解释,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受委托”主体的证据定性标准应当如何把握,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不同类型的渎职案件由于案情不同,对于各类证据标准的要求尽管各不相同,但是基于主体资格的证据定性标准应该相对统一。现就渎职罪中“受委托”主体证据定性标准问题谈一己之见。

　　一、对“受委托”主体证据定性标准的争议

　　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对于渎职犯罪的打击力度逐步加大,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渎职罪的涉及领域较广、罪名繁多,尤其是关于“受委托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主体的认定证据标准在司法实践中较难把握,侦、捕、诉、判各环节争议较大,影响了案件办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争议一:“身份论”和“职权论”之争。渎职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于“受委托”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的主体认定证据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尽管立法和司法解释比较明确,但是在具体的案件中由于委托的形式、具体职责以及其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定等不仅需要证据的支持,而且由于侦、捕、诉、判各环节司法人员对于证明标准的认定认识不同,“身份论”、“职权论”的争议在证据标准上也时有反映,往往出现同一性质、同一类型的案件由于“受委托”主体的认定不同而结果不同,甚至出现罪与非罪不同判决。具体地认定渎职罪“受委托”主体时,对于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可能导致渎职罪的主体适用范围任意扩大,从而对正常的行政管理活动和司法实践产生负面影响的担忧依然存在。[1]

　　争议二:“受委托”的法律地位证据标准之争。从行政法的角度解释,受委托组织必须在委托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受委托组织必须以实施行政委托的行政机关即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实施行政管理活动,其后果由委托行政机关承担;受委托组织应接受委托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指导,如果受委托组织在行使行政权力、办理行政事务的过程中,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委托行政机关可以按照法律规定先负责赔偿,然后行使求偿权,责令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受委托组织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受委托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纠纷或者争议,行政管理相对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受委托组织不能以被告的身分应诉,只能由委托行政机关作为被告出庭应诉,因而受委托组织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2]在行政法的范畴内,“受委托”者责任的承担与在渎职罪中主体的责任承担的差异性,“受委托”者在刑法范畴内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当承担责任,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使得“受委托”主体实践中认定的证据证明标准争议较大,并且这种争议在检察机关内部侦与诉之间长期存在,而在审判过程中诉辩争议矛盾尤为突出,同时法院对“受委托”主体承担责任证据证明的标准的认识不一也是“受委托”主体认定难的原因之一。

　　争议三:委托形式与委托职责之争。行政委托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结果,一般是基于具体行政行为而产生的。[3]由于多方面的因素,现实中国家机关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委托很少有规范正式的形式。而通知、会议、决定、成立领导组织等方式的委托形式是一种常态委托形式,对于其法律效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议不断,而且在这种委托形式下受委托人的身份也是争议焦点。在委托内容及其职责方面,实践中多数是以事委托,比较笼统,具体到个人承担的职责一般是以内部分工的方式确定或者是受委托的组织负责人指定,是否属于再委托,其法律效力及责任认定也是争议焦点。

　　争议四:委托机关委托的事项的合法性之争。基层行政组织在实践中委托的事项许多是根据地方基层政府的要求而进行的,也就是所谓的“中心工作”,对于这些“中心工作”的合法性,委托组织一般不做研究,仅仅是执行,受委托者一般也不会对其合法性提出质疑,仅仅是接受任务。但是在诉、判的过程中,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需要考量,因为该问题可能涉及罪与非罪;同样在诉讼过程中辩方律师也会提出同样的问题,这也是最大的辩点,而法官由于对于法律法规的认识的差异而产生的对于委托形式的认同与否也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

　　二、渎职罪“受委托”主体证据定性标准的内涵和分类

　　渎职罪的主体是渎职刑事责任的承担者,“受委托”主体的定性是为了解决主体是否适格、应当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渎职罪“受委托”主体的定性证据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适格证据,二是责任范围证据。

　　对于渎职罪主体的分类,目前较为普遍认可的说法,是将其分为四种类型:1、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军事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2、“法律授权”工作人员,“在依照法律法规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3、“委托授权”工作人员,“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4、“岗位授权”的工作人员,“虽未列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4]本文讨论的是第三种情形,即“受委托”主体。渎职罪“受委托”主体的确认必须有相应完整的证据证明,即“受委托”且履行职责的证据。本人认为需要提取的证据分类概括应该包括一下内容,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1、委托机关主体资格和工作职责的证据。证明目的一是确定委托机关的委托权限的合法性,即委托机关是否有权委托;二是委托机关委托的职责内容的合法性,即委托机关委托的事项是否在其法定职责范围内,其对于委托的事项是否有权委托。国家机关的性质和职责范围是法律的规定和授权。委托必须是合法的,无权的委托或是超越权限委托的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当然也无法确定受委托者的主体和责任。

　　2、委托机关委托的职责和委托形式的证据。即委托机关委托了什么职责,是以什么形式进行的委托。主要解决委托形式的合法性和受委托的内容的合法性,委托的内容必须在委托机关法定工作职责范围内。只有明确其职责,才能追究其渎职责任。没有职责何来渎职?因此,收集“受委托”者被委托的职责证据是确定“受委托”主体的关键之一,同时委托形式的合法性也至关重要。

　　3、受委托者履行委托职责具体行为中渎职的证据。目的是确定受委托者行使了委托的职权,当然主要是怠于履行和超越职权的行为证据。受委托者行使了委托的职权证明其接受了委托,之所以要提取这类证据是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目前实践中委托的形式多样、不规范的问题,一个不具有资格的主体其是否接受了委托不应当仅仅依据委托的证据证明,还要有其接受了委托、行使了委托职权的证据。其怠于履行和超越职权的行为不仅是追究“受委托”者责任的客观方面的证据,更是确定“受委托”主体的根本证据。试想一下,如果委托机关、委托形式、委托职责范围、“受委托”者主体统统适格,但是“受委托”者既没有怠于履行职责也没有超越职权履行职责,或者根本就没有接受委托,又何来的渎职?其渎职罪主体又如何确定?

　　三、实践中对“受委托”主体证据定性标准的把握

　　我们探讨“受委托”主体证据定性标准的目的是为了在实践中更好地把握标准,正确的提取证据,提高证据的证明力,确保办案效果。实践中如何准确把握标准、规范提取证据,笔者认为应当严格按照证据的三性要求,并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灵活掌握。主要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注重证据采集细节,确保证据的合法性。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情形在目前基层检察院的办案中已基本没有,明显违反法律规定采集书证物证的情况也很少见,尤其是对于主体证据的采集。但是在细节方面诸如采集地点、采集方式、印章的使用乃至内容的完整性、证明力等等,在诉和判的环节被公诉人和律师质疑的情况时有发生。鉴于“受委托”主体证据的复杂性,不仅要在采集的证据和内容方面符合标准的要求,而且在采集的程序上、形式上和内容的完整性方面应当更加规范、细致,以适应修改后的刑诉法和刑事诉讼规则对证据采集形式、方法和内容的高要求。

　　2、“受委托”者怠于履行和超越职权履行职责的旁证。主要目的是解决单一证据的证明效力,强化证据链。在认真执行修改后的刑诉法和刑事诉讼规则的情况下,面对复杂的侦查环境和严格执法的要求,特别是对于以事立案的渎职案件,涉及案件的许多证据尤其是言词证据,随着案件的发展可能逐渐湮没,旁证的提取尤其应当认真、规范、细致,以佐证主体证据的证明效力。同时旁证的证明效力对于确保侦查的顺利进行和后期诉讼的法律、社会效果也是十分重要的。

　　3、侦查环节应当注重诉讼环节对于证据的不同要求,不断完善证据链。“受委托”主体证据的采集,实践中由于侦、诉环节检察人员对于定性标准认识的差异,往往出现侦查人员认为证据已经确实、充分,大功告成,但是公诉人反复退卷,要求补充证据。实现侦诉对于案件证据证明效力的一致认识,不仅需要侦查人员加强学习,正确理解刑诉法、刑事诉讼规则对于证据的证明力要求,采集证据时把握标准、严格程序、力求证据链完整,还需要加强与诉讼案件承办人的沟通和联系,重大案件请公诉部门提前介入,指导证据的完善,确保诉讼阶段证据链的完整,强化证据证明的效力。

全椒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金鑫



　　参考资料:

　　[1]《依“职权论”也不能任意扩大渎职罪主体范围》,周光权,互联网

　　[2]、[3]　《论行政委托》,周公法,《行政法学研究》,1998.3

　　[4]《渎职罪证据标准论纲》,李忠诚.《人民检察》,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