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议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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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被追诉人对于自己是否犯罪以及如何犯罪最为清楚，一份真实的口供在直接证明案件事实、获取其他证据线索、审查判断其他证据以及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口供存在虚假信息的情况下，其可能成为“错案之王”。如有学者研究的50起刑事错案中，存在被告人虚假口供的有47起。


口供在侦查破案以及构建证明体系的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但口供本身的复杂性与反复性决定了口供运用不当会导致冤错案件的发生。因此，刑事审判中对待口供的态度要慎重，对口供的审查运用要细致小心。结合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在审查运用口供时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审查口供的合法性。在立法上，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都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61条和1999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规则》第265条均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或者指控犯罪的根据。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19条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第2条均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口供，应当予以排除。通过梳理，可以发现立法关于非法口供的排除范围在2010年之后发生了改变，即在刑事审判中排除非法口供应严格限定为通过刑讯逼供等方法获取的口供。


那么，如何理解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呢？根据立法机关的解释，“刑讯逼供”是指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使当事人在肉体和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而不得不供述的行为，“等非法方法”是指违法程度和对当事人的强迫程度达到与刑讯逼供相当，使被追诉人不得不违背自己意愿供述的方法。对其理解需要克服两种偏向，即一方面对其作不当的限缩解释，将一些暴力特征不突出但仍然导致剧烈的肉体和精神痛苦的非法取证行为排除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概念之外，另一方面对其作不当的扩张解释，将在性质与程度上与“刑讯逼供”均不同的不规范审讯行为一概视为“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只有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有准确的理解才能合理运用非法口供排除规则。


在准确理解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前提下，还要准确理解排除非法口供的程序规定。对于非法口供的排除，可以从以下几个步骤入手。一是启动程序，启动方式分为职权启动和申请启动两种方法，被告人申请启动的，应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或线索；二是法庭初步审查，法官如对证据合法性产生合理怀疑，应要求公诉人对口供合法性进行证明；三是控方证明，公诉人应举示必要的证据，如提交询问笔录、原始的录音录像或提请法庭通知相关人员出庭作证；四是双方质证，公诉人举证后，控辩双方可以就口供合法性问题进行质证和辩论；五是法庭处理，确认或不排除口供系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应将口供予以排除。只有对非法口供排除程序进行准确的理解才能有效适用非法口供排除规则。


二是审查口供的真实性。由于我国立法仅排除“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口供，除了对2010年《死刑证据规定》第20条和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81条规定的未经核对确认以及未提供手势帮助、翻译帮助情况下的口供绝对排除之外，对于其他所有口供均应由审判人员对其真实性进行审查判断的基础上决定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


对于口供真实性的判断，2010年《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2条和2012年《解释》第83条确立了一项规则，即翻供印证规则。被告人在庭审中推翻庭前供述是困扰口供真实性认定的现实难题之一，根据翻供印证规则，对于翻供时口供的采信，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方面，如果被告人庭前供述一致，庭审中翻供，但被告人不能合理说明翻供理由或者其辩解与全案证据相矛盾，而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可以采信被告人的庭前供述；另一方面，如果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出现反复，但庭审中供认的，且庭审中的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可以采信庭审中的供述，而被告人庭审供述和辩解出现反复，庭审中不供认，且无其他证据与庭前供述印证的，不能采信庭前供述。


翻供印证规则的核心在于，得到其他证据相佐证的供述，由于供述的内容与其他证据揭示的信息相互吻合，共同指向一个结论，从而基本上可以排除口供的虚假性。但如只考虑口供与其他证据是否印证，可能存在因形式上的印证而采纳不可靠口供的情况。为此，在特定情况下，对口供真实性的判断还需要结合其他标准进行：一是得到独立证据的补强，即口供应当包含尚未公开的能够得到独立证据证实的信息；二是得到新证据的补强，即口供应当能够引导侦查人员获取尚未收集到或者尚未知晓的新证据，且能够印证供述的内容；三是得到全案其他证据的综合补强，即口供所供述出来的犯罪情节同案件其他所有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于口供的审查运用，需要从合法性和真实性两个方面着手，合法且真实的口供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口供的合法性或真实性存在问题，不仅不利于人权保障，不利于防止冤错案件的发生，而且还不利于提升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和社会认同度。因此，对口供的审查运用要慎重再慎重！


（作者单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关于《刑法》中适用财产刑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葛长生


　　近年来，各地各级法院在办案过程中认真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同时，也大量扩大了财产刑的适用范围，这也充分体现了财产刑在我国现有刑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笔者结合工作实践，对在审理刑事案件中，如何正确适用财产刑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谈点粗浅认识。

一、 关于财产刑中以没收财产偿还被告人债务的问题

　　《刑法》第六十条的规定，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由此，笔者认为在审判实务中首先是要界定犯罪分子在其财产被没收之前是否所负了此债务，如果在没收之前就已经形成的债务，法官就应当给予充分考虑，否则债务就不在考虑之列。其次，合法的债务，这里的“合法”是法官在审理中应该重点审查的一个关健环节，看债权人与被告人之间的债务是否有不合法的，比如：赌博所产生的债务是不合法的，应不予偿还。第三，被告人所负债务应当在没收财产数额之内予以偿还，若同时有多个债务经债权人请求又不足以偿还的，有特殊情况，如依法抵押、担保的，按民法的理论，有优先权的，可以优先进行偿还，否则应当按比例进行偿还，这更为公正、合理。第四，必须经债权人提出请求，请求的期限刑法中未有明文规定，但根据民法的理论，当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满二年的法院予以支持，否则不予以偿还。

二、关于被告人庭前预缴罚金的问题

　　司法实践中，对庭前预缴罚金的做法尽管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但有利于法院判后，被告人所判处的罚金能够即时交纳到位。因此，各地各级法院通常做法基本上是一致的，要想解决此类问题，规范庭前预缴罚金的具体行为。笔者认为，首先，要法理解释。对被告人或者其家属，法官要用法理去解释判处其财产刑的现代刑罚理念，让被告人或者其家属真正了解我国最新的刑事政策；并要求被告人或者其家属向审判机关申报财产，及时让法官了解其家庭财产状况，使得法官在量刑时充分考虑被告人家庭财产的具体情况，正确地适用财产刑，根据被告人预缴罚金的表现，从而可以得到审判机关的从轻处罚。其次，要合理引导。对庭前预缴罚金的被告人或者其家属要积极引导，主动让他们认识到积极缴纳罚金是一种悔罪表现，在主刑上可以对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鼓励其积极主动自愿缴纳罚金，以达到财产刑中的罚金能够及时缴纳，不至于法院有“空判”的现象产生，同时这也需要家属的积极配合。第三，有宽严政策。对被告人自愿足额缴纳罚金，接受法院审判的，笔者认为被告人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在审判中要在主刑上体现宽大处理政策，这也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三、关于财产刑的减轻处罚标准问题

　　减轻处罚是指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基于此，在审理此类案件中，笔者认为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根据《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规定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规定，就是通常所说的罪行法定原则。具体说，对于犯罪的处罚，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量刑标准，轻罪轻判，重罪重判。由此可见，对于被告人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其财产刑是否也应当减轻处罚。笔者认为，根据刑法的规定，减轻处罚是指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只要刑法针对某个罪名的规定设置了财产刑，财产刑就属于该罪的法定刑范畴，因此，主刑和财产刑也同样适用减轻处罚，这也符合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

　　2、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是指法院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根据犯罪情节的轻重，考虑到主刑和财产刑的刑罚量刑变化，同时也反映了刑罚的轻重程度。由此可见，减轻处罚不仅包含主刑刑罚量的减少，同样包含财产刑刑罚量的减少，这也符合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四、关于财产刑的执行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条，对罚金的缴纳和没收财产都有明确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由此，财产刑的执行就是将生效刑事判决书中财产刑部分的的犯罪分子应交纳的罚金、被没收的财产和非法所得予以追缴上交国库或者赔偿有关单位、个人的损失。当前从我国刑事政策来看，各级法院适用了大量的罚金刑，对犯罪分子的惩处逐渐向人身自由和金钱的双重剥夺过渡，体现财产刑的广泛运用，这也导致了我国财产刑的执行难问题。造成执行难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执行机构不明确，各庭室、局有相互推诿之嫌。尽管刑诉法规定了财产刑的执行由人民法院执行，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及《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精神，财产刑的执行并不属于执行机构的法定业务范围。笔者认为，虽然国家法律和司法解释未将财产刑的执行规定为执行机构专项职能，造成了法院在财产刑实际执行工作中对法律认识不统一，不规范的问题，但作为法院的执行机构进行财产刑的执行是更为妥当的，远远超过了刑庭“自审自执”的不规范局面，这也符合刑事立法宗旨。因此，法院的执行机构应当参照民事诉讼执行的原则，去依法执行本院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中财产刑部分的财产刑。这样，更能充分体现和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有效实现刑罚的惩罚、威慑、保护功能有着现实的法律意义和重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