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执行口径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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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该条规定较行政诉讼法扩大了行政诉讼原告主体的范围，亦即行政诉讼中，原告应当是行政决定的相对人，但行政第三人即与行政决定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个人或组织，也可以作为原告。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行政诉讼第三人是因与被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通过申请或法院通知形式，参加到诉讼中来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直接影响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特定权利和利益，才能视为行政诉讼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既有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也有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还包括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一、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诉讼地位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既不会依附于原告也不会依附于被告，可以提出自己的请求，也可以发言、辩论、对第一审判决不服有权提出上诉等等。第三人参加诉讼可充分陈述自己的意见，提供证据，为维护自己的主张参加辩论，从而有利于法院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全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达到降低诉讼成本，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的目的。

行政诉讼第三人从总体上可以分为原告型第三人、被告型第三人和证人型第三人。所谓原告型第三人，是指享有诉权的公民没有在法定期限内起诉，而是参加他人提起的行政诉讼的第三人。所谓被告型第三人，是指应当作为被告参加诉讼，但因原告不指控，而被法院作为第三人通知参加诉讼的行政机关。所谓证人型第三人，是指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主要作用是协助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的第三人。

在行政处罚案件中，特别是在治安处罚案件中，不但有被处罚人，还有被侵害人。如果被处罚人不服处罚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另一方被侵害人则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如果是被侵害人对处罚不服而以原告身份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处罚人也可以第三人名义参加诉讼。

二、共同被处罚人未起诉的可否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行政机关就同一违法事实处罚了两个以上共同违法的人，其中有的起诉了，有的没有起诉，未起诉的人是否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应区别情况对待。如果起诉人对共同违法事实的认定和行为的定性都无异议，只对处罚结果不服而起诉，那么其他未起诉的人不能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这是因为未起诉的人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如果起诉人因对共同违法事实的认定有异议或是对违法行为的定性以及违法责任的大小的分配有异议而起诉，那么没有起诉的其他被处罚人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这是因为行政处罚不是针对原告一个人作出的，而是针对包括其他未起诉人在内的共同实施违法行为的多人作出的，人民法院审查行政处罚行为是否合法、适当，必然要对共同被处罚人共同实施违法事实进行全面审查，分析比较各自在违法行为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依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的大小，从而正确衡量行政处罚是否合法、适当，判决维持、撤销或变更。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原告的诉讼请求是什么，也无论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结果如何，在人民法院尚未对案件进行全面审理并作出裁判以前，都很难确定其他未起诉的被处罚人与被诉行政处罚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所以，在共同被施以行政处罚的人中一部分起诉，一部分未起诉的情况下，未起诉的当事人应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三、应当追加被告而原告不同意的，法院应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依照《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应当追加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如果只有一个被告而原告指控又不正确的，法院应要求原告变更为正确的被告；原告如不同意变更的，则驳回起诉。但是如果应当有两个以上的正确被告，而原告只起诉其中部分被告，不同意起诉其他具有被告资格的行政机关的，这些行政机关依法应由人民法院通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四、因行政机关的决定而引起损害的被害人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由于被裁决的双方当事人与行政机关之间存在着行政法律关系，任何一方不服均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或变更行政机关的处理决定。由于行政机关作出的损害赔偿决定与致害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都密切相关，如果致害人认为要求赔偿的数额太多或以行政机关滥用职权为由请求法院审查行政机关的赔偿处理决定，则被害人将面临失去或减少赔偿数额的可能；反之，被侵害人起诉要求加重赔偿，致害人的权益也将受到影响，因此这类案件中致害人与被侵害人在相对一方向法院起诉的情况下，另一方均可以以利害关系人的身份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五、行政机关和非行政机关共同署名作出的处理决定，非行政机关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非行政机关或其他组织依法不具有国家行政职能，没有行使行政职权的权力，它不能成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即使是受行政机关委托行使行政职权，也不能成为独立承担行政责任的行政主体，从而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人民法院只能将与其共同作出处理决定的行政机关列为被告，但是人民法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审查结果与非行政机关存在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如果人民法院确认了行政机关所作的处理决定是错误的，并且需要进行赔偿时，非行政机关就应当作为赔偿诉讼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承担起应负的法律责任。

六、在征用土地或房屋拆迁行政案件中，建设单位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在征用土地或房屋拆迁行政案件中，因征地或拆迁这一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纠纷，当事人不服这一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相关的建设单位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这是因为具体行政行为是在实现建设单位已经取得的合法权益，这一具体行政行为一旦被诉，则与建设单位的权益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如甲所有的房屋在城市建设中需要拆迁，甲与建设单位就有关的拆迁补偿事宜未能达成一致，经拆迁管理机关裁决后，甲对行政裁决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建设单位应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为案件的处理结果和建设单位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律师解析“居住权”与“所有权”

【基本事实】
刘文新一家现居住的“某市西城区宏园9楼2门501号”房屋，原系政府的直管公房，也是拆迁胡同头条3号危房后新建的回迁安置房。1997年区人民政府对辟才胡同实施危改拆迁，1997年11月12日，拆迁人“某市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与吕大伟签订《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协议书第二条明确约定“刘文新系拆迁被安置人之一”；协议第三条2项约定，过渡期限自1997年9月19日到1999年9月19日，“过渡期满后安置到宏庙小区施工号1号楼2门501”，建筑面积约49平米，居住面积约18.6平米，其中楼房门厅或起居室计入居住面积约6平米。1999年9月回迁房建成后，实际面积为52.5平米，刘文新与吕大伟同时获准入住回迁房。2002年7月16日，刘文新出资五万多元，以吕大伟的名义回购了此房。2010年1月20日，刘文新之母去世，吕大伟以继承权纠纷为由将刘文新诉至法院，法院确认了刘文新相应的继承份额。
【初审裁判】
吕大伟以自己是涉案房屋的所有以人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文新腾让房屋，刘文新提请法院中止审理，并向法院提出确认居住权之诉，原审判决刘文新以“实现继承权”为由，驳回了关于居住权的诉讼请求。
【上诉争权】
原审关于取得强承权便丧失法定居住权的裁判要旨，直指刘文新的居住生存权，错将遗产分割法律关系与公房居住权法律关系以及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混同对待，原审判决不符合法律规定。
刘文新实现继承权源于刘文新的母亲去世及对母亲遗留财产的分配，吕大伟也有相应份额的继承，不能因此剥夺刘文新的居住权。
刘文新的居住权源于直管公有住房拆迁，拆迁管理部门依职权对被安置人资格审核后对刘文新的居住保障，两项权利由不同的法律关系分别确定，原审不加思索，混为一谈，将刘文新诉求的居住保障，曲解以继承权吞并居住保障。诉求的是居住保障权，裁判的是遗产已分割，导致判诉分离，如此裁判有违司法原则。
【法律辩析】
原审采用的具体裁判要旨是“作为被拆迁安置人应享有的居住权于法无据”，实际情况是，刘文新主张居住权有法有据。
1、特殊政策决定特别事项：根据国务院关于城市房改相应政策，公有住房的出售对象主要租赁公有住房的家庭，带有很强的政策倾向，这是由公有住房特有的福利性决定的，居住公房的所有家庭成员均直接享有承租权及回购权，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9 条规定：承租户以一人名义承租房屋的，在租赁期内该承租人死亡的，该户共同居住人要求按原租约履行的，应当准许。房屋作为家庭的一项重大财产，是维持家人共同生活的必然需要。
《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第18条规定，职工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的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职工购买公有住宅楼房管理办法》第3条、第4条规定，承租户购买公有住宅楼房实行限量，购房人购买承租公房按家庭人口计算。国务院市政府规定，公有住房的销售对象是承租公房的整个家庭，并以家庭成员同意购买为前提，一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不是承租方个人。
2、同是居住房，保障有区别：公有住房的出售对象具有特定性，明显区别于一般商品房买卖，公有住房的购房主体是城市承租公有住房的家庭成员，带有很强的政策性。如果认为以谁的名义登记，产权就属于谁独有，就会出现名义登记人擅自出售而造成其他共同居住人居住困难的境况。
住房制度改革政策解决的是城市低收入民众的居住困难，妥善处理房改房纠纷问题，应当结合国家政策，依据《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第七十八条、《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八十八条；《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五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四条规定；正确认识和理解法律精神，保障刘文新享有的居住权，吕大伟负有接受共居人无差别地居住的义务，法律应尽力保护，不得因家庭关系及房屋权属的变化而变化，导致家庭成员居无定所。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实施意见》规定：对被拆除非成套房屋使用人补偿款计算公式中的“原建筑面积”，在下列情况下按照应补偿建筑面积执行：（１）被拆除房屋使用人原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不足６平方米的，应补偿建筑面积按照人均６平方米计算。对于不在拆迁范围内居住，但原户口在拆迁范围内的下列人员，可以计入原居住人口：（１）服现役的士兵；（２）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３）在国外留学的学生；（４）劳改、劳教人员；（５）按政策规定可以计入原居住人口的其他人员。对在拆迁范围内有本市常住户口长期居住在自建房内，并且符合下列条件的居民，可以按照每户建筑面积三十平方米给予补偿，具体价格由各区、县政府确定：（１）单独立户；（２）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拆迁范围内无正式住房；（３）本人及其配偶在拆迁范围外无正式住房。拆除共有住宅房屋(以房屋共有执照为准)，其共有人在拆迁范围内的住房可以独立使用，并在此长期居住，单独立户的，可以作为独立的房屋作用权人给予补偿；其共有人不在拆迁范围内长期居住，或者其住房不能独立使用，或者没有单独立户的，只给予所有权补偿。《办法》第三十条第二款和市房地局《关于实施有关问题的通知》第31条关于对长期居住自建房居民补偿的规定的适用条件为：在拆迁范围内有本市常住户口；长期居住在自建房内；单独立户；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拆迁范围内无正式住房；本人及其配偶在拆迁范围外无正式住房。
被拆除房屋使用人原住房严重拥挤不便，按原居住面积安置确有困难的，可以按被拆除房屋使用人家庭人口构成状况，适当增加安置面积予以照顾，但增加的安置面积部分，应按当地区、县人民政府关于住房制度改革的规定实行房改。无论按原居住面积安置或增加面积安置的，今后都要服从房屋产权单位的住房制度改革。适当增加安置面积的标准：被拆除房屋使用人家庭成员中年满13周岁以上的子女和其他单身成员，按异性分室、同性不分室的原则安置，13周岁以上的同性成员3人以上的，适当增加居室安置，两个以上不满13周岁的子女与父母分室安置，男年满26周岁、女年满24周岁的未婚子女分室安置，计算被安置居民的年龄以房屋土地管理局发布房屋拆迁公告或正式动员搬迁之日为限。
【居住权可以对抗所有权】
刘文新虽未被登记为房屋共有权人，但此房实际上已经成为刘文新一家的保障性住房，参照《某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1条规定，共同居住人的相关权益应当得到法律保护，刘文新在本市无其他住房，不具备腾房条件，请法院依法认定刘文新对现居住房屋享有居住权利。
《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保障公民居住的安全与安宁，虽然不是从正面直接规定宪法保障公民居住的权利，但通过反向解释可以推断出这一精神。
《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其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及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获得适当住房权的第四号一般性意见（第六届会议 一九九一年）》第一条规定：“适足的住房之人权由来于相当的生活水准之权利，对享有所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至关重要的。”居住的权利是指为生存而必须提供的住房方面的保障。私法领域内，在物权法上居住权则有其特定含义，是指非所有人因居住而使用他人住房及其附属设施的权利，是他物权中的用益物权之一种。
【司法价值衡量】
审判实践中，房改后的产权人起诉原共居人腾房的情况较多，一般不应改变房屋居住现状，在充分释明和调解后，如产权人坚持要求共居人腾房，法院应驳回产权人的诉讼请求（摘自法官说法第85期2008年2月22日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购房人之一在购房时不完全具备条件，但购房后长期共同居住管理使用，纠纷时已具备完全购房条件的应认定产权共有的复函》；东城区人民法院（2003）东民初字第182号民事判决主要内容：法院经审理认为段巍户籍一直登记在讼争房屋所在的19号，其经王淑英同意自1997年搬回讼争之房，此后长期在内居住生活，与王淑英即房屋承租人形成了共居关系，对该房应享有合法的居住权。故判决段巍对本市东城区板厂胡同19号王淑英承租的北房西数第二间享有合法居住权；某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3）二中民终字第04272号民事裁定主要内容：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讼争房虽由谢考进承租，但谢会来、德荣丽作为谢考进的共居人，对讼争房享有居住权，现谢考进让谢会来、德荣丽搬离，对此共居人谢会来、德荣丽明确表示不同意，且二人在本市无其他住房，并不具备腾房条件，故谢考进要求谢会来、德荣丽腾房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谢考进的诉讼请求。
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宪法明确规定了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诉争房屋原为拆迁安置房，后刘文新以吕大伟名义购买，吕大伟成为所有权人，但不应剥夺刘文新在此居住的权利，刘文新作为被安置人，对该房屋享有居住权，原审判决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