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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的确立

李华菊 张 影


所谓第三人侵害债权一般是指合同外的第三人明知合同债权的存在，仍然故意以损害他人债权为目的，实施某种侵权行为，致使债权人的债权部分或全部不能实现并致债权人损害的行为。侵害债权的情况在实务中时有发生，但我国现行法律没有确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旨在恪守债的相对性原理，使第三人侵害债权只能谋求债法上的救济。合同法草案曾采纳第三人侵害债权规则，而正式的合同法文本未予保留，这不能不说是合同法的一大憾事。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应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的方式尽快建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
一、确立侵害债权制度的理论依据及国外立法例

传统民法理论认为侵权行为的客体是物权、人身权等绝对权。侵权行为是指违反了法律规定的、针对一般人的义务，而不是违反了由当事人自行协议所规定的、针对特定人的合同义务。债权是相对权，对债权的保护与救济是合同法的任务。根据债的相对性原则，债权即使受到合同以外的第三人的侵害，也只能通过合同法获得救济。这种把合同法与侵权行为法截然分开的理论，在商品经济发展初期，尚能比较充分地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利益，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事关系日趋复杂，债权仅靠合同法的救济，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显然难以实现。现代民法理论突破了侵权行为法与合同法的界限，侵权行为法开始向合同法渗透。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承认或确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该制度最早源于英国的一个判例。１８５３年英国在其著名的Ｌｕｍｌｅｙ．ｖ．Ｇｙｅ一案中确立了干涉合同关系的侵权行为。在该判例中，原告决定雇用著名的女演员Ｊｏｈａｎｎａ Ｗａｇｎｅｒ在一部歌剧里担任主角，双方签订了合同，被告明知他们已经达成了协议，但却“恶意地”引诱Ｊｏｈａｎｎａ Ｗａｇｎｅｒ拒绝演出，并随被告参加其他演出。原告起诉被告侵权。法院判决原告胜诉。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均已将侵害债权纳入其侵权行为法体系。２０世纪初，法国法院重新界定合同相对性原则，认为合同相对性原则不应阻却侵害债权的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

对第三人侵害债权问题，我国理论界有三种主张：第一种是否定说，认为侵权行为以绝对权为侵害对象，债权是相对权，不能成为侵权行为的对象，我国合同法并没有规定侵害债权制度，因此，第三人侵害债权的也应按本规定处理。合同一方对第三方不享有诉权，违约方仍需向对方履行，之后再向第三人行使追偿权；第二种是肯定说，认为第三人虽然处于债的关系之外，但亦可构成对债权人的侵害，因为债权具有不可侵犯性，债权作为民事权利，这种不可侵犯性是法律赋予的，而不是人们所臆断的；第三种是折衷说，认为第三人的行为虽然从理论上可以构成对债权的侵害，但债权不具有公示性，让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未免过于苛刻，应谨慎为之。持否定观点的学者担心对侵害债权的行为给予侵权行为法上的救济，会将合同责任纳入侵权行为法的范畴，破坏合同法与侵权行为法内在结构的和谐与统一，动摇合同法的基础，甚至会导致“契约的死亡”。合同法与侵权行为法是民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填补损害的两个主要民事制度。当合同法不足以补偿债权人损失时，侵权行为法当然成为填补这种损失的重要力量。我国民法通则明确规定，任何公民法人不得侵犯他人合法的民事权利，债权也是一种民事权利，当然具有不可侵犯性。可见，债权作为侵权行为的客体是有理论根据的。

二、侵害债权的构成要件

合同救济主要由合同法完成，侵害债权的构成要件应严格规制。关于这一问题，理论界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是三要件说，即侵害债权应具备：（１）侵权行为人仅限于第三人；（２）第三人的过错形态为故意；（３）有损害债权的结果。一种是四要件说，这种观点是在三要件说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要件，即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上述观点都是必要的，但合同债权不像物权等绝对权具有公示性，第三人对是否存在合同往往并不知晓，让他们为自己不知晓的事情负责，对他们不公平，违反诚信原则。纵观世界各国立法、判例与学说，对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范围都有严格的规定。为达到既能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又能维护交易安全，保障交易秩序的目的，笔者认为，侵害债权应同时具备以下要件：

（一）第三人侵害的必须是合法债权。不合法的债权不受法律保护，不适用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如甲乙签订一买卖盗窃物的合同，丙明知甲乙间的“合同”关系，仍在乙交付前将该盗窃物毁坏，甲的“权利”受到损害。因该“债权”违法而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二）第三人实施的侵权行为具有违法性，并致使合同债务不能履行。如毁坏标的物、引诱或威胁债务人故意毁约等。如果第三人实施的行为虽然致债务人履约不能，但该行为合法，则不构成侵害债权。

（三）第三人侵权行为造成债权损害，且该侵权行为与债权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第三人侵害债权的行为一般不直接作用于债权人，而是直接作用于债务人或标的物等，间接地侵害债权人的债权。如果第三人的侵权行为直接作用于债权人则可能构成一般侵权行为。

（四）债权人依合同责任得不到救济。鉴于违约责任实行的是严格责任原则，同时参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立法意图，第三人侵害债权时应以违约责任请求权为主要的救济手段，辅以侵权损害请求权。当依违约责任请求权能使债权人得到充足的法律救济时，自不必行使另一种请求权；当依违约责任请求权得不到救济或得不到充分的救济时，债权人可以行使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或辅以该请求权，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如第三人引诱违约时、当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主张债权时，债务人已破产，此时可要求第三人承担侵害债权的责任；再如，第三人以侵害、拘束债务人身体等方式使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并有侵害债权的故意，此时，债权人可以情势变更为由免责，第三人构成侵害债权。

（五）第三人主观上具有侵害债权的故意。各国法律以不同的技术来规范侵害他人债权的问题，原则上皆以故意为要件，其政策上的考虑系因债权不具有社会公开性及为维护市场的竞争。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故意具有特定性，即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对债权的存续或其法律上的效力有直接的影响。所谓“直接影响”是指第三人以侵害他人债权之意思而毁灭其特定的物或故意对第三人之身体加以拘束，而使其不能为债权目的之特定给付而言。如果第三人实施侵权行为只是为了侵害债务人的人身或致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第三人并不知道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有合同关系，或虽然知道二者之间有合同关系，但无侵害债权的故意，则第三人仅对债务人负侵权责任，不向债权人负侵权责任。这是为了防止侵害债权范围的无限扩张。债权的损害应以违约救济为主，如不加以严格限制，可能加重第三人的责任，而减轻或放纵债务人的责任。例如：甲乙之间订有买卖合同，甲丙之间有私仇，丙不知订立合同之事，看到甲保管措施不完善趁机毁坏标的物，以泄私愤。此时如认定丙侵害乙的债权，难免扩大丙的责任，对丙不公平。因为：第一，丙不知道甲乙之间有合同关系；第二，丙不知道毁坏的物品为合同标的物；第三，丙没有侵害乙的债权的目的。认定丙侵害债权还会免去甲的责任，不利于交易安全。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甲乙之间一旦确立合同关系，甲在履行前就有妥善保管标的物的义务。甲保管不善有过错，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甲向乙承担违约责任，同时，甲可以要求丙承担一般侵权责任。这种情况下，即使甲无力赔偿乙的损失，乙也不能要求丙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例中，只有在丙明知甲乙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且其毁坏标的物的目的就是使乙的债权得不到实现时，丙才承担侵害债权责任。但丙毁坏标的物的目的是为了向甲泄私愤，这样，即使丙明知此举会导致甲履约不能，也不承担损害债权的责任。

三、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法律救济

第三人侵害债权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但由于第三人侵害债权的形态不同，法律救济也有所区别。

（一）第三人直接侵害债权

第三人直接侵害债权的情况是指第三人作为债权准占有人接受债务人的给付，使债的关系终止，但债权人并没有实现债权，此过程中债务人没有过错。如某甲拾得某乙的无记名国库券去银行兑付，银行予以支付。这一结果导致某乙与银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终止。某乙的债权没能实现，并非银行的过错，而是某甲的侵权行为，某乙应要求某甲承担侵害债权的责任。

（二）第三人侵害给付标的物

这种情况通常是指第三人基于侵害债权的故意而损坏债的标的物。一般而言，债权人应要求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债务人不再负违约责任。债务人对标的物的毁坏也有过错，如保管不当等，则债务人与第三人负不了真正意义上的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负违约责任，也可以要求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债权人具有选择权，行使一个请求权可使债权人获得充分的救济，另一个请求权即归于消灭，债权人不得获得双倍赔偿。

（三）第三人侵害债务人人身

第三人以欺诈、胁迫、强迫等方法妨害债务人履行债务致其违约的，不能一概认定为第三人侵害债权，只有第三人存在侵害债权的故意时才能认定其侵害债权，否则债务人虽无过错，依合同严格责任原则，仍应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除依情势变更原则免责。在债务人免责的情况下，债权人可以直接向第三人行使侵权请求权。

（四）第三人引诱、教唆债务人违约

合同有效成立后，债务人应依约履行。如果第三人进行引诱、教唆，债务人应予以抵制，严格依约履行。如债务人对此不加以抵制而违约，将产生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债务人与第三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债权人享有选择权。

（五）第三人与债务人恶意串通，共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关于这一问题，我国学者王利明认为：第三人与债务人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的债权，构成共同侵权，应共同向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也有学者认为：第三人在恶意通谋时是否负侵权责任，关键看债务人所负的是什么责任。如果债务人负的是侵权责任，则第三人也负侵权责任；如果债务人负的是违约责任，则第三人也负违约责任。笔者赞同王利明先生的观点。在第三人与债务人恶意串通，实施某种行为，债权人的权利不能实现的情形中，债务人的行为实际上也是侵害债权的行为，只是这种侵权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因其与债权人之间有合同关系，可通过合同责任获得救济，不按侵权对待，而第三人的行为也是侵权行为，二者性质相同，构成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债务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加害给付，则债务人的行为构成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第三人的行为属于一般侵权，直接侵害债权人的人身或财产。债权人享有选择权，其可以请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也可以请求债务人和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而另一观点实际上是以债务人为主要责任承担者的责任吸收，但第三人与债权人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其承担违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

等同判定易混淆的几个问题
张 辉

在审理专利侵权案件中，适用“等同判定”原则审判案件，对制止不法侵害行为，保护专利权人的利益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但由于我国专利法对“等同判定”的标准并无明确的规定，判断技术等同问题，过分依赖技术鉴定结论或过分依靠审判人员的经验，都可能产生偏差。这些偏差将影响司法的社会效果和司法的统一性，特别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可能阻碍科技进步，也不利于保护和促进发明创造，因此，研究适用“等同判定”可能混淆的问题，对于避免偏差，提高适用“等同判定”的准确性是十分必要的。
一、“等同判定”原则的基本要点
目前，“等同判定”原则的定义在法律上并未明确规定，但不少专家学者的著述中都涉及到“等同判定”的文字，实际上，这是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保护范围的一种判定方法。简而言之，就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仔细研究了专利权人的专利说明书、附图和权利要求书，而又不经过创造性的劳动所能联想到的技术方案或技术特征，其目的、功能、效果与权利要求里记载的技术特征或技术方案的目的、功能、效果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按照公平原则，这部分技术内容也应属于专利权的保护范围。① 适用“等同判定”原则解释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符合我国专利法的立法原意。我国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范围应根据权利要求书，结合说明书和附图来确定，其采用的原则既不是“中心限定”也非“周边限定”，而是一种“折衷”，因此，适用“等同判定”原则解释专利的保护范围不违背法律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等同判定”原则审判专利侵权案件，也早有过具体实践。如“频谱治疗装置”专利侵权案中，对侵权产品中化学组分数量和含量与专利权利要求中描述不同的争议，受诉人民法院根据“等同判定”原则进行了具体分析，认定这种差异是同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无须创造性劳动即可实现，故其实质上仅是一种技术上等效的手段。②
适用“等同判定”原则，是将专利的保护范围延申到了与其权利要求等同的部分，结果可能扩大专利权利要求原设定的范围，这是毋用讳言的事实。因此，如果等同判定出现偏差，就可能不适当地扩大专利的保护而损害公众利益。在专利申请审查中，也存在判定技术方案或技术特征是否等同于现有技术的问题，为此，专利局在《审查指南》中指出了相应的方法和标准，这对于审理专利侵权案件如何适用“等同判定”原则很有借鉴和启发作用。笔者认为，在专利的司法保护中，“等同判定”原则是一个平衡点，它的基本要点就是平衡专利权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把握适当，既可以有效地保护专利权人的利益，又能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否则就可能适得其反。因此，应根据“等同判定”原则的定义，注意判定技术方案或技术特征等同需具备的两个条件，一是等同技术应具备“显而易见性”，即所属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了解专利技术方案后，不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联想到的技术方案或技术特征；二是等同技术特征不影响专利技术方案的功能和效果，不应强调一点而忽视另一点。
二、“所属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意义
等同判定首先要碰到一个术语，就是“所属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字面解释不会产生歧义，但内在含义，审判实践中往往出现混淆。一种情况是，把“所属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混同于该技术行业大约具有或相当于中等技术职称的人，当需要进行等同判定时就去找他们咨询。然而，即便这些人能够代表“普通技术人员”这一层面，但他们的学识和认识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究竟找生产企业还是研究机构，找技术员还是找工程师，找多少人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都可能令人踌躇不决。另一种情况则是，一遇技术问题就做技术鉴定，包括对等同技术判定的任务，一古脑推给专家去完成，只认专家结论，而对专家如何判定的过程不关心。但往往对于等同判定，这一过程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尽管从事技术鉴定的技术人员在本领域是专家，甚至是权威，但对专利审查的方法并非人人熟悉，专家很可能按照自己的学识水平看待对比的对象，而不是以所属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水平分析对比。上述两种等同判定方法都是不妥当的，依赖这样的结论进行判决就可能产生不公正的结果。
如有这样一件专利侵权案，原告拥有一项“安全滑接输电装置”实用新型专利，其权利要求是，一种安全滑接输电装置，由外壳、导轨、导轨安装槽及带有电刷的小车组成，其特征是导轨呈矩型，安装槽呈“E”型。即安装槽中有一个凸台。被告生产的产品其他特征都与专利相符，唯一区别在于安装槽中有三个凸台。本案争议焦点就是这种差别是属于等同技术特征还是不同的技术特征。
该专利经过了无效宣告程序，复审对比文件是一项国外专利，其安装槽呈“C”型，即安装槽中没有凸台。审查决定认为，从安装槽中没有凸台到增加凸台具有创造性，故维持专利有效。而专利侵权案件审理中，开始，不少人以为“所属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就是指相关专业的技术员或助理工程师，所以，专门找了相关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开座谈会，拿出该专利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等让他们看，然后又拿出被控侵权的产品让他们比较，看能否从专利技术方案联想到被控侵权产品。结果可想而知，有人说可能，有人说不可能，不知采纳谁的意见对了。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误以为“所属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是具体的人而产生的。
其实，“所属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这一术语，其定义是十分明确的。《审查指南》定义“所属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是一种假想的人，“他知晓发明所属技术领域所有的现有技术，具有该技术领域中普通技术人员所具有的一般知识和能力，他的知识水平随着时间的不同而不同”。③ 由此可见，“所属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并不是指具体的某些人，而是指对所属技术领域现有技术状况的一种认识水平，专利审查中引入这一概念的目的是为了统一审查员审查专利创造性的尺度。同理，在人民法院适用“等同判定”原则审理专利侵权案件中，引入这一概念也是为了统一法官作等同判定的标准，它要求审判人员或者从事技术鉴定的技术人员应以所属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眼光分析判断技术方案或技术特征。上述案例中，其争议的焦点就是一个凸台和多个凸台之间的关系。从该专利的复审决定可见，现有技术在安装槽中没有凸台，而专利增加了凸台，克服了现有技术散热不好和安装困难的缺点，产生了实质性的特点和进步，因而具有创造性，但在一个凸台的基础上分割成为两个或三个凸台，其结构的变化难以说明具有实质性的特点和进步，因此，也就不具备创造性的条件。也许这种变化给制造和安装带来一定便利，但这对于所属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研究了专利技术方案后产生联想是完全做得到的，而且，该技术特征的变化并不影响整个技术方案的目的、功能与效果，所以，应认为这种变化只是专利技术特征的等效替换。
三、功能与效果不是判定等同的唯一标准
发明创造是否具有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是对比现有技术作出的判断。发明创造是由具体技术特征组成的技术方案，一般情况下，不允许把功能和效果作为技术特征表述，写入权利要求书，因此，新的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技术特征不同并带来了新的功能或效果，即可以认为该技术方案具有创造性，但功能和效果并不是判断创造性的唯一标准。同理，适用“等同判定”原则处理侵权案件时，也涉及到对技术方案中技术特征的对比，不能将功能和效果作为等同判定的唯一标准。
目前，我国专利申请中大量的是实用新型专利，也就是对产品形状、构造或其结合提出的发明创造，这些专利所保护的是产品而不保护其功能与效果。而且，这些专利与现有技术的差别可能就在若干项技术特征上，如果在适用“等同判定”原则时不从技术特征的对比入手，只考虑是否有相同或相近的功能与效果，就认定为等同，极有可能不适当地扩大专利的保护范围。因此，为了避免以功能和效果进行等同判定可能产生的偏差，应根据独立权利要求中记载的该专利必要技术特征，结合说明书和附图，按照等同技术应具备的条件具体分析被控物的技术特征，结合功能和效果的对比作出客观的评价。
但审判实践中，过分强调功能和效果造成的偏差还是存在的。如“电火花线切割机床大锥度大厚度切割装置”（ 以下简称线切割装置）专利侵权案审理中，一审与二审法院的观点截然不同，其分歧就在于此。
根据原告专利的独立权利要求表述的内容，该线切割装置包括贮丝盘、走丝架、U向运动机构和V向运动机构，其特征在于走丝架由上转轴、下转轴以及连接上下转轴的多节连杆组成，贮丝盘上的电极丝经过断丝保护器和一个导丝轮，......经过设在下转轴后端的下导丝轮进入贮丝盘。被告产品与其差别在于：（1）专利产品的多节连杆，被告产品称为导柱导套；（2）专利产品中的断丝保护器未作文字描述，但附图可见是一偏心轮结构，被告产品中恒张力装置是由重锤、导轮等组成。专利产品的断丝保护器只起到断丝保护作用，而被告产品恒张力装置既可起到断丝保护作用，同时也能调整走丝的张力；（3）专利产品贮丝盘上的电极丝引出时经过断丝保护器和一个导轮，引回时经过下转轴后端的下导丝轮回到贮丝盘，被告产品贮丝盘上的电极丝引出经过恒张力装置上的导轮，经过下转轴后端的下导丝轮仍要经过恒张力装置上的另一导轮回到贮丝盘。
一审法院审判认为，被告产品中导柱导套结构是二节，原告专利中多节连杆结构也是二节或二节以上，二者的结构相同；同时，二者均为连接上、下转轴，其功能也相同，因此，尽管名称不同，二特征应属等同。但根据现场勘验记录和双方提供的被告产品结构和走丝路线示意图证明，恒张力装置与专利产品中的断丝保护器，二者有重合的功能，即在断丝的情况下均可停车保护，但恒张力装置还可调整走丝张力，由于恒张力装置的双重功能，使其在结构上与断丝保护器不同。同时，由于被告产品采用了恒张力装置，省略了一个走丝导轮，其电极丝走丝路线与专利所限定的走丝路线不同。因恒张力装置和断丝保护器在结构、功能上的不同，使电极丝走丝路线随之变化，这种变化与专利技术方案所限定的技术特征不同并非显而易见，需要经过一定的创造性劳动，故不属等同。
但二审法院认为，（1）虽然恒张力装置结构与专利产品中的断丝保护器不同，但其作用与专利产品相比，在功能和效果上均无实质性改变，而专利权利要求中保护的特征就是其功能和效果，而非是其结构。（2）被控侵权产品中的走丝导轮与专利产品相比，只是位置发生变化，并未使走丝导轮在功能和效果上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走丝线路的变化，同样也未使电极丝在功能和效果上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被控侵权产品在切割效果上的改变，仅是由于其增加了恒张力装置这个特征的结果。故认为恒张力装置实质包括了专利产品断丝保护器的特征，被控侵权产品中的走丝导轮、走丝线路仍然等同中专利产品中该部分的技术特征，而改判被告侵权。
对比一、二审法院认定理由可见，显然，一审法院从产品的结构与功能及效果的统一，结合专利权利要求所作的判定，符合等同判定的原则，应该是客观的，而二审法院在认定二者结构差异并带来功能效果改善的同时，却强调所谓功能和效果无实质性改变作出的判定，则有悖于等同判定的原则，其结果是，同类的发明创造不管如何改变结构，都可能因功能效果相同而侵权。特别是二审法院判决认为该专利保护其功能和效果而不是结构，则更与关于实用新型专利的法律规定相去甚远，此非本文阐述主题，故不再赘述。
四、等同判定的范围和限制
如前所述，适用“等同判定”原则，并非重新确定专利权利要求的范围，而只是根据权利要求，结合说明书及附图解释并确定专利保护延伸到与其等同物的范围。这种解释有可能扩大了原权利要求设定的范围，因此，不应该是无限的，需要对其作出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体现在，一是不得违背“禁止反悔”原则，即不能将现有技术作为专利技术等同物看待；二是只能对技术特征作等同判定，不能就整个技术方案作等同判定。
所谓“禁止反悔”原则，是指在专利局审查专利申请时，如果审查员认为申请不符合授予专利权条件时，即书面通知申请人，要求其陈述意见，申请人对其发明与现有技术具体划界所陈述的意见，一旦被专利局接受并以此授权后则不能再反悔。也就是说，在侵权诉讼中，专利权人不能把自己已放弃的技术特征作为其专利等同物，进而主张他人侵权。因此，人民法院适用“等同判断”原则审判专利侵权案件时，引入“禁止反悔”原则是十分必要的，这有利于客观地评价技术方案，避免扩大专利技术等同物范围而产生不公正的后果。由此还可得到一个启示，作为与专利等同的技术应是在专利申请后产生的，在专利申请日前存在的技术是现有技术，不能作为专利技术等同物看待。目前我国很多专利都是在现有技术基础上作出的发明创造，如果将专利等同于现有技术，则专利的创造性也就不存在了，再以保护专利之名予以保护显然违反公平原则，也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以，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推翻在申请专利时明确承认的做法不应支持，对于当事人在侵权诉讼中认为与现有技术等同的主张也不应支持。
此外，人民法院在审判专利侵权案件时，应注意只能对技术特征作等同判定而不应就整个技术方案作等同判定，也就是说，当技术特征对比时发现存在多处差异，而仍以功能效果相同或相近就认为二技术方案等同，这样的推理方式是不妥当的。之所以不能这样判定，是因为将多处技术特征不同的两个技术方案作为等同物看待，可能涉及改变专利权利要求的范围，这既不符合等同判定的前提条件，也不是人民法院审理专利侵权案件的职权范围。根据我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的规定，一项专利是由独立权利要求和从属权利要求组成的技术方案，独立权利要求记载为达到发明目的的若干必要技术特征，从属权利要求是进一步的限定的技术特征，这些就是专利的权利要求范围。如果在适用“等同判定”原则时，不具体分析每个技术特征而笼统地认为此技术方案等同于彼技术方案，就使得专利的原权利要求范围出现变化，混淆了专利与现有技术或他人发明创造的界限，因而是不妥当的。往往技术鉴定中，不少技术人员并不注意专利的特点，只考虑技术方案的功能、效果异同，而对技术特征存在的差别仅以无实质性区别为由忽视或视而不见。有时，恰恰就是这些差别是构成专利的必要条件，不注意这些差别作出的等同判定结果显然是偏面的，如果法官依赖这种结论作出判决同样也是不公正的。
在一件涉及化学催化剂生产方法专利侵权案中，对如何适用“禁止反悔”原则及如何把握等同判定对象产生争议，其中的问题值得研究。
按照原告专利权利要求书的内容，其催化剂的生产方法有五个步骤，（1）将两种原料投入压力釜内，升温至60－100℃，压力为0.5－2.0Mpa，反应时间为4－6小时，生成一种组合物；（2）将压力釜内反应物投入常压釜内，升温至100℃，脱水；（3）向常压釜内滴加二亚乙基三胺，升温至120－160℃，充分反应3－6小时后生成该催化剂粗产品和副产物及少量的水；（4）将上述反应液投入蒸馏釜内，加热至100℃，脱水；（5）继续加热至160－190℃，通过冷凝装置回收该催化剂精产品，剩下的为副产物。被告提供的产生方法是：（1）将两种原料投入压力釜，升温至100－130℃，压力0.2-1.2MPa，反应3.5小时，冷却至60℃，在0.8MPa将料压出；（2）压出的料抽入脱水釜，先在102－130℃常压下脱水，再减压脱水，生成固体物；（3）将三乙烯四胺直接抽入固体物中，升温至160－170℃，反应7小时，冷却至100℃（95－105℃）分离并抽出粗产品；（4）粗产品抽入蒸馏釜内，升温至105－130℃脱水；（5）190－198℃收集该催化剂成品。
鉴于该产品是老产品，国内外生产同类产品的厂家也较多，但基本的原料和生产步骤大致相同，唯有反应过程中的时间、压力、温度以及添加剂有变化，因此，在该专利审查过程中，审查员第一次审查意见认为，将“两种原料反应得到到一种组合物并脱水和该组合物与三亚乙基四胺反应、脱水、蒸馏得到产物”，属于现有技术。于是，原告答复称，“两种原料反应时的温度、压力是申请人经过多次失败找到的最佳点”，而与组合物反应 “美国专利采用三亚乙基四胺，本发明采用的是二亚乙基三胺”，故最终专利申请得到授权。但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原告则提出相反的意见，称反应时的压力、温度并不重要，两种添加剂也是一类物品，因此，被告生产方法与专利方法是等同的。个别专家作出的咨询意见中，也认为二者工艺路线基本相同，时间、压力、温度以及添加剂有变化但无实质性区别。
其实，对该案的等同判定时，注意适用“禁止反悔”原则以及具体分析技术特征，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首先，关于化学方法发明专利，依照《审查指南》的规定，其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可以包括用工艺、物质以及设备来进行限定。工艺特征与物质特征，包括工艺步骤（或反应步骤）和工艺条件，如温度、压力、时间、各工艺步骤中所需的催化剂等，还有使用化学原料化学成分、化学结构式、理化特性参数等。④ 因此，本案涉及的专利其权利要求书中，对工艺步骤、工艺条件以及原料选用等作出的限定，是该专利技术方案能否成立的关键所在，并不像原告所称的不重要，也不像专家咨询意见所说的无实质区别。
具体到每个技术特征，两个技术方案也存在多处明显差异。步骤（1），二者投入原料相同，但反应温度及反应时间上有差异。由于审查员认为两种原料反应得到组合物是现有技术，原告在答复时称，反应时的温度、压力是申请人经过多次试验取得的最佳点，因此，原告已将其专利与现有技术划界点设定于该特征的温度、压力上，不考虑这些具体限定，认为二者等同的观点不能成立。步骤（2），审查员也曾认为“脱水”属现有技术，但原告以其脱水温度有新颖性坚持，原告称脱水而非具体温度是专利保护的技术特征，同样违背其申请专利时的陈述。步骤（3），二者使用的添加剂不同。原告认为等同的观点，再一次推翻了其在专利申请时的陈述。步骤（4）和（5），二者均涉及控制温度差异。如前所述，审查员审查意见中提到，其反应步骤属现有技术，原告则以其添加剂不同且反应温度的差异认为有新颖性。现原告强调温度并不重要，步骤相同就属等同，显然违反“禁止反悔”原则。
从上述分析可见，尽管二种方法都能生产出同样的产品，但其生产方法的具体步骤及工艺条件存在多处差异。因此，忽视这些差异，以都能生产出同样的产品就认为二个技术方案等同是不妥当的。其原因就是，专利权人不能将其在专利申请时已经放弃的内容再捡回来，同样，只考虑功能效果，不考虑具体特征的差异，可能改变所授权专利原来的权利要求范围，甚至把现有技术甚至他人的发明创造都视为专利的等同物，显然这对社会公众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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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金琪:《专利、商标、技术合同疑难案例评析》P115。
②程永顺：《从一起专利侵权案件看“多余指定原则”和“等同原则”的适用》（《人民司法》1996年第6期）。
③《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P37－38。
④《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十章P11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