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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学、法学与法理学概念辨析
　　　　━━试论法理学的范围

王家国 张红梅

进入21世纪的中国法学界，法理学人们越来越重视对法学进行理论与实证的分析研究，换言之，分析法学思潮日益风行。在此过程中，学人们似乎遇到了从未有过的概念困惑，于是时常有问：什么是法？什么是法学？什么是法理学？如此等等。由于一些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不够透彻或不统一，以至于这些概念在运用过程中显得十分混乱。本文抛砖引玉，试图从概念的辨析入手，结合有关史料，将法学理论分为律学、法学和法理学三大子系统，从而进一步明晰法理学的基本任务和真正范围，努力描绘一幅全新的法学理论知识框架图景，供商榷。
一、 语义分析视域下的律学、法学和法理学
关于法学。这是一个在法学概念大厦中运用得最混乱的一个概念。据考，“法学”一词从语源上来自古拉丁语Jurisprudentia，是由词根jus(法)的形容词形式juris和另一个词根providere(知识)构成，故其原意应为“法的知识”，而不是通常认为的“法律知识”。在实际研究和运用过程中，我们时而将之用得十分纯粹，一如凯尔森所描述的：“纯粹法学是法律的科学而不是法律的哲学，法学研究的是‘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律’而不是‘应当是这样的法律’”。但时而又把它运用得十分宽泛，几乎是包罗万象，律学与法理学系统中的知识也被它一概地“海涵”，究其原因，是我们对“法”这一概念的认识不统一或者说是我们的话语系统太单一（过于统一）所致。我们通常所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系统中所给出的定义，即“法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国法’”①。而我们认为，这个所给出的恰恰是“律学”的定义（后面将要细述）。今天，西方法学各派的思想蜂涌而入，不断地冲撞着我们过于单一的却信以为“颠倒不破，四海皆准”的传统法学理论和话语系统，使得我们的概念系统在这多元理论的撞击下越发变得脆弱、模糊和混乱。因此，当务之急必须理清各研究领域的范围，把律学（国法）留给律学，把法学还给法学，找回法理学自己的“家”。律学研究的是实然法领域，法学研究的才是应然法领域，法理（哲）学恰恰是研究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问题，三者分别代表和维系着法的实证维度、价值维度和批判维度，各司其职，区别明显，当然不能混淆。
关于律学。律学是研究实然法（国法）的知识系统，从纯粹语义学角度看，它有韵（音）律之学的含义，此系艺术语词。同时，它又有同“法”在同一层面上的内涵，我们中国古代早已将法、律与政策作了明确的界定与区分，管子说：“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 (《管子.明法解》)，后来他又说，“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管子.七臣七主》)若从中国法制史上看，中国律学的发展也有着久远的历史和丰富的成果，这总让我们以一种按捺不住的骄傲和自豪感追溯起那个律学、法学与法理学都得到空前发展的“百家争鸣”时代：法理学家们在不断地探寻着实然法（律，国法）与应然法（法，道德）的关系问题，儒家从社会实证的角度提出“纳仁入礼”、“礼法统一”等，道家则在法的本质主义追问过程中提出“道法自然”，拓宽了对“法”的认识，而法家则崇法推律，“一断于法”。诸子百家各有贡献，推动了中国法学，尤其是律学空前发展，从《法经》到《秦律》的发展速度和完备程度可窥一斑，最终，由秦国的商鞅完成了变“法”为“律”、为“律”正名的重大历史使命。秦汉以后，法理学因政治专制与礼教束缚而受到严重压抑，但以注释法律为业的“律学”却一花独放②。可悲的是，从此法理学与法学几乎没有了声音，变得“万马齐喑”，即便是这一花独放的“律学”也同样被压制而退缩到了对帝王律令的“注释”这一业之中，其后虽有魏晋律学、唐律疏议的繁华，却不免只是笼中丽鸟，孤芳自赏罢了。
在这里要必须提及的是，仅以注释为业的“律学”之花虽然一枝独放长盛不衰，但在鸦片战争期间洋人的枪炮声中终于凋谢。国门打开，西方法文化大肆入侵，“引进西法，修改旧律，会同中西”便成了那个时代的潮流，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学理论从对立冲突到调和融合，最后，传统的中国法学理论体系终于在这种冲突和融合中自行解体③。体现在语言上，最明显的就是融“法”入“律”，将西方先进的“法学”与中国强势的“律学”合而称诸“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从此变成一个偏正词，而且是一个前偏后正的偏正词，重心于“律”了。律学从此从立法、解释法律、执法、司法、守法直到法律监督等各个环节都得到了大力而全面(这里未说“健康合理”)地发展，但不幸的是，在这次法与律的磨合与撞击过程中，国人只丰富了“律”之技术却不知不觉地、继续无形地消解着“法”之本有的价值认知和反思批判维度，即法学之思和法理学之反思。
关于法理学。我们时常在运用中将之与“法的一般理论”（即广义上的“法学”）相混淆，并时常将之归入到“科学”的种概念之中（这也许成了目前学界下定义时常犯的一个通病：“科学主义”后遗症），所以，当代英国法学家哈里斯十分形象地描述到：法理学不过是一个杂货袋，有关法的各种各样学问、一般思考都可以投入到这个袋中④。其实，“法理学”是“智慧”而不应当是“科学”，它是对法学之思的批判和反思（后文详述）。这里仍然先从语义分析的角度着手来分析这一概念，“法理学”一词来自日语，据考证，1881年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讲述“法论”时，认为当时流行日本的“法哲学”（德文Rechtsphilosophie ）名称之“主观性”的形而上学气味太重而提出“法理学”这个译名⑤。这显然是受当时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可惜的是，“法理学”经过这一趟日本之旅后，居然（起码是在中国）从此迷失了自己的“家”（法哲学），最终表现为“学界（包括法学刊物）片面强调法理学的实务化或实践职能，而较淡化其批判认识功能。求真、求实、求善、求美的知识价值被忽略了，大家纷纷转向探讨法的社会学问题、法的政治学问题、法的经济学问题，而对法理学的专门理论、法学方法论、法哲学、人类学、文化学问题则不愿过多地用力”，“而本应当构成法理学主要研究对象的法的哲学和专门理论问题反而倒显得不甚重要了”⑥。说到这里，我们已经不难看出，“法理学”实为“法的哲学”。它既不是我们通常所指的直接对法律规范(律法条文)或技术的研究，也不是我们那种为特殊阶级(或阶层)利益或某种社会理想而进行的法学知识研究，而是一种批判与反思，是“法的哲学”批判和专门理论问题研究。
二、律学、法学与法理学的概念与图表分析
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法理学”实为“法的哲学”，就上文之分析，我们不妨试着绘制这样一张图表来表述律学、法学、法理学的相关项对比：
律　学……?实然法（规范、技术）……?现实主义、分析实证
法　学……?应然法（原则、理想）……?自然法
法理学……?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价值批判与反思
通过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律学是社会控制的工具之学，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刑名法术之学”，它是用分析、实证的方法对实然法（主要指规范、技术等）进行研究的知识总称，其往往只体现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利益（主要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在“律学”的视域中，“恶法亦法”(实应表述为“恶律亦律”)的命题也就不难理解了。相比之下，法学则是塑造和维护社会共同理想的知识体系，主要是以道德的视角对律学的反思，正所谓“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管子.七臣七主》）但法学最终仍然只是以曲折不同的方式为现存的“律法”（实然法）之存在寻找其存在之合理性的理论根据，因为法学很难(实际上也不可能)做到“价值无涉”（Value-free）。也正是在法学的视野中，我们才不难理解“法律的不法”现象。实际上，唯有法理（哲）学才是从对人的终极关怀出发，对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问题进探寻和批判，对法学的反思进行再反思，完成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理论回归。正因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法理学就是“人学”。
作出这样的分类与界定是很有意义的。律学、法学与法理学这三者确实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论旨趣和功能，作出这样的界定划分，有助于让我们明白“法”与“律”不是一码子事，它们实际上是一对矛盾体而不是我们日常所认为的那样(认为它们是同一个东西)。这样划分后还让我们能够明白，法理(哲)学不是一门“技术活”，而是一门“智慧”之学，是人类本有的批判与反思能力在法的领域中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向度。它还让我们认识到法学(这里是广义的法学)的发展是一个矛盾不断辩证运动的“过程的集合体”，在法学领域中充满了矛盾和矛盾的运动，任何试图制定出一部“永恒之法”并以此一劳永逸地一统“法世界”的尝试都将为后人所不齿，任何试图在法学理论领域中一元化并对“异已”理论或文化不断贴“标签”的行为都将为历史所嘲笑。只有在这种理论认识的背景下，我们才能宽容多元文化的并存，才能理解当前“综合法学”潮兴起的原因和价值，才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寻找到我们中国法理(哲)学的出路和未来。
三、 法理学的范围和功能
关于法理（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指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⑦而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同样，法理（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问题，表现在实际生活中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
最早对这个问题系统地理论阐述和探求的人是柏拉图。虽然在公元前5世纪时，“智者”学派已经引发出了“法律应该是什么”和“法律实际是什么”的两个冲突命题，但对二者的“关系问题”进行系统理论探索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学派。柏拉图从“正义”入手，将正义分为道德的正义与法律的正义，即以正义为纽带来处理应然法（道德正义）与实然法（法律正义）的关系问题，以此试图构建社会治理模型的框架图景。由于他在法治与人治（德治、贤人政治、哲学王）的两极思维中举棋不定，最终造成其一生的二元论“紧张”。叙拉古理想国之梦破灭以后，他走出两极思维，开始重视法律（法治）一极存在的价值，提出“法律是第二等好的选择”，从此奠定了“道德正义（应然法）??法律正义（实然法）二者之间关系是什么”的法理学基本问题框架和研究路径，打开了法理学研究的真正大门。
历史上所有的学派都必须正确面对这个问题并作出回答。据此我们也可以分出三大类别：其一是二元对立派，它在两极思维中将实然法与应然法对立起来择一而从，故又可以分为德治派和法治派；其二是两极溶合派或辩证派，这当中又可分为“德主法（律）辅”和“法（律）主德辅”两种；其三便是虚无派或者怀疑论者，如老子主张“惟道是从”、“无为而治”。
此后对法理（哲）学的基本问题探求不断，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莫过于阿奎那和康德。阿奎那将法分为四类，即永恒法、自然法、人法和神法，试图重新构建法的知识大厦的框架图景，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上帝法（神法）来统摄人法（律、实然示）和自然法（法、应然法）的关系问题，成为那个时代法学精神的精华。随着“3R”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罗马法继受）的兴起，哲学终于走出神学的桎梏而不再是神学的“婢女”，“人”从此代替了“神”走上了历史的舞台，理性主义大旗被高高扬起，西方哲学从此开始了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战历程。这一切体现在法学领域中便是神学法学的终结和诸多新兴学派林立，如哲理法学、历史法学、实证分析法学、社会法学、现实主义法学等等，其中大多学派是在从事着律学和法学的研究，而真正沿着法理学基本问题开展法理学研究的是哲理法学，代表人物是康德。他通过设定一个先验的“道德律令”而给出一个具有伦理主义含义的独特的“法律”定义，他说：“法律是任何人有意识的行为，按照普遍自由原则，确实能与他人有意识行为相和谐的全部条件的总合”。哲理法学后来为黑格尔发展到了顶峰，完成了一个建立在先验论基础之上的庞大的概念辩证法大厦，使后人望尘莫及。
最终把人们从法学辩证法沉思中唤醒的是伟大的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杰罗姆.弗兰克，他以最极端的方式振聋发聩地说：“法律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多样的，这种不确定性并非不幸的偶然事件，相反，不确定性本身具有重大价值。”很多人难以接受弗兰克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定义，甚至误认为这只是一种为推进法制改革而故意采取的“极端行为”。实际则不然，因为律学意义上的“法律”是很确定的、很清楚的，从未听说过有哪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竟然拿不出一部用以统治天下的“确实的”“法律”来，而这么简单的道理对于大师级的弗兰克不会认识不到，那么弗兰克为什么说法律是“不确定的”，而这个“不确定性本身”还“具有重大价值”呢？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的话，弗兰克所讲的“法律”正是法理学视域中的“法律”，它是一个“应然法（法）??实然法（律）”的关系问题的集中和转化形式，弗兰克所称的“不确定性”正是指二者（法与律）在互动中所形成的那种“张力”，或者说是矛盾对立面之间的辩证运动过程，这个过程本身确实是“不确定的”，而这个“不确定性”本身确实“具有重大价值”，因为它为法理学家们提供了反思的余地和批判的向度。它也许不会向人们提供实用的“科学知识”，但它是一种“智慧”（爱智）的维度，是对人的终极的关怀，是推动这个被层级化了的世界不至于过于专制的元动力。
如果说哲学是人文科学的“黄昏的猫头鹰”，那么法理（哲）学便是法学知识大厦上的“黄昏之鹰”。阐释学的研究告诉我们，研究主体不可能摆脱“前见”的影响进入研究，任何法学研究的“观察判断”都是历史的、社会语境化的⑧。法理学的任务也许正是要对这些“判断”的逻辑“前提”开展批判，通过不断的“前提判断”推动对人的关怀与反思，推动这个世界最大可能地去实现自由和正义，朝着实现人在这个世界上“诗意地生存”之目标不断努力。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说过，社会发展的进程本身是没有计划的，或者说文明和国家的形成并非以任何“合理的”方式进行的，由于进程没有目标，所以也不可将“发展的进程”直接视同“进步的进程”。但发展的进程是有序的，有方向性的，就法律这一现象而言，能够直接胜任此“导航员”职责的，唯有法理学。
关于法理学的范围和功能。既然法理学的基本问题是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那么就把那些本属于实然法（律学）的领域（如法律的特征、法律的要素、法律的运行等）交给律学，把那些本属于应然法（法学）的领域（如法的本质、法的作用、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等）还给法学。至此，法理学似乎已“无家可归”了，恰恰相反，此时的法理学恰恰是“四海为家”，只有这样，法理（哲）学才找到属于她自己的任务和范围，在探索、求证“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问题”的过程中，全心全意地关注“人”。正如舒国滢老师在他的一段访谈录中所讲述的：“法哲学的核心是对人的关注。关注当下人的生存状况，以及法律如何想象人，采用何种方式对待人的问题。法哲学本身并不能直接像法律政策学那样起作用，它不告诉你如何决定的具体答案，并提供解决的办法，但它能够帮助人去深刻领悟法的精神，反省法律职业本身存在的问题，强化我们的怀疑意识和认识能力，追寻法律的终极意义，培养法律职业人的职业良知。” ⑨
最后，我想用邓正来教授的一段话来暂时结束本文的讨论：“我认为，尽管中国法学重建的任务极其繁重而且需要解决的问题甚多，但最为艰难且最为基础的工作便是建构起我们这个时代所的法律哲学”。⑩最终使法学在与其它场域发生互动关系的过程中摆脱“不思的”依附状况，维护其自身的自主性和批判性。
(未经许可 谢绝转载)
注释：
①参见目前多数教科书；
②张国华 著，《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P405；
③刘金国　刘双舟，《中国法理体系的演进及其启示》，《政法论坛》2000年第5期；
④J.W.Harris，Legal Philosophies,Butterworths,London 1980,P1；
⑤刘金国　舒国滢主编，《法理学教科书》，P1 ；
⑥舒国滢，《面临机遇与选择的中国法理学》，电子版
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P219；
⑧参见刘星，《法理学的基本使命和作用—一个疑问和重述》，电子版
⑨徐利英 陈虹伟 舒国滢，《徜徉于法学与美学之间—舒国滢教授访谈》，电子版；
⑩邓正来，《中国法学的重建：批判与建构》；


联系方式： homcountry@hotmail.com


关于创新严打机制的思考

南昌市司法局　　熊晓峰


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政法机关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关键是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当前严打斗争的实际，结合新形势新任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和稳定的社会治安秩序。
一、与时俱进，建立严打经常性工作机制
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是永葆党的生机与活力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从根本上讲，就是因为能够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在回答时代课题、推动历史前进、吸纳人类文明成果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以先进的理论指导实践，又随着实践的推进不断丰富和发展先进的理论。江泽民同志提出四个创新，不仅仅是对经济体制改革而言，而且是对我们全面的改革工作，特别具体到法制建设方面，是对法制建设提出的一个新的要求。我们要与时俱进，勇于进行创新，开创工作新局面，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不断理解创新的内涵，体现创新的要求，提高创新的勇气，投身创新的实践。
作为政法工作的重中之重，严打斗争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创新，科学回答新的问题，从而有力地推动实践的发展。
1983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为期三年的严打斗争，使刑事犯罪快速上升的形势得到了控制。但在严打结束后，犯罪发生率出现反弹，在1996年、2001年我们又分别开展了两次严打，各种形式的专项整治、专项斗争一个接一个，在我们的法律越来越完备的情况下，社会犯罪率却一直居高不下，并较以前增加了许多新的犯罪类型。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由计划经济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由人治向法治，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原来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不灵了。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时刻把握社会的脉搏而作相应改变。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只有置于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的宏大历史背景下，我们才能准确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变化、现象。在一定意义上，现代化确立的标志就是新的社会生活秩序与价值规范体系的建立，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由于既有结构秩序的打破必然会出现某种无序，必须实现社会结构的重构，所以，现代化的过程就应是克服社会无序现象，建立新的社会生活秩序的过程，在回应挑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文明结构的转型。现在存在的犯罪率上升的现象，既是新旧两种生活秩序转换中的必然，又是制度有效供给不足的表现；克服现存的社会无序现象，固然是一系统工程，需社会诸领域的协同作用，然而，加强制度的有效则是其关?，旧的生活秩序被打破，新的生活秩序有待建设与完善，新生活秩序稳固确立的基本标志，是新的交往关系、生活方式的制度化。当代中国社会无序现象的普遍存在是缘于制度有效供给不足，克服社会无序现象的基本路径是加强社会制度有效供给，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十五大第一次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提到了建设政治文明的战略高度。法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法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小康社会应该是崇尚法治的社会。
法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普遍性原则，法律是一种包含着普遍性的允许、命令或禁止非特定的人们如何行为的规则或标准。法律在它所涉及的那些领域内有普遍的约束力，法律适用于一般的、抽象的人，而非特定的、具体的人，尽管法律的?耙惶跬ɡ?嬖虿豢赡芫?范?彝耆?廖抟怕┑刂贫ǔ隼矗?蛭?靡话阈猿率霰泶锏恼庑┕嬖虿荒芡耆?爬ㄈ嗣堑那Р钔虮鸬男形?蜕缁崾绿???哂衅毡樾缘姆?煽梢杂行У胤乐构?瘛⒂绕涫钦??退痉ǖ乃嬉庑浴⑸枚闲裕?狗ㄖ喂?叹哂辛?嵝浴⒁恢碌墓??灾省７?傻钠毡槭视眯曰拱??爬嗨魄榭隼嗨拼?砗头锤词视玫淖荚颉４送猓?ü???囊话阕荚颍?嗣强梢栽げ庾约何蠢葱形?姆较颉⒔缦藜捌浞?珊蠊??院戏ǖ匮≡窈桶才耪庵中形????部梢园盐掌湫形?康挠敕绞剑??炎陨淼男形?扇敕?善躺璧牡缆罚?员Ｖふ??形?暮戏ㄐ院凸??裕?绻?狈ττ械钠毡樾裕?敲次蘼凼歉霰鸬姆?晒嬖蚧故钦?龅姆?商逑担?寄岩允迪指髦旨壑的勘辏?匀灰参薮硬??ㄖ涡вΑ＝?竺裢?驹谑??蟊ǜ嬷兄赋觯骸吧缁嶂饕逅痉ㄖ贫缺匦氡Ｕ显谌?缁崾迪止?胶驼?濉！币?凹岢址?擅媲叭巳似降取保??拔?に痉ü??保?叭繁７?傻耐骋缓妥鹧稀薄Ｋ?剿痉ü???谛淌滤咚现校?褪且允率滴??荩?苑?晌?忌??龅秸?反?戆讣??Ｕ闲谭ǖ恼?肥凳???>第五条规定的“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中国古代有刑罚“以时而定”、“世轻世重”的思想，简单地说就是“治乱邦，用重典”、“治安邦，用轻典”，但我们注意到，所谓的乱邦、安邦都是特指一定的历史时期，或在王朝更替之时、或在社会动荡之时，而且所针对的是所有的犯罪，而不是在某个时段打击某些或某类犯罪。如果治安情况不好时，片面强调“治乱邦，用重典”，轻罪重刑，就会增加犯罪分子的抗拒情绪，妨碍他真正从思想上认罪服法，悔过自新。释放后，由于其思想未得到真正改造，难免不再重新犯罪。如果在治安情况良好时，片面强调“治安邦，用轻典”，重罪轻判，无异于鼓励犯罪，也会使人民群众对我国法制发生怀疑，挫伤他们揭发犯罪、预防犯罪的积极性。大量个案的负面影响的长期积聚，势必形成危及社会长治久安的隐患。
我们的严打斗争应改变运动式、阶段性的方式，避免此轻彼重、时轻时重损害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形象的情况发生，要以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方针指引下，按照法治原则，改变重打轻防、重刑轻治、重结果轻成因、重重刑轻适度等传统观念，树立合理的价值取向，把可能发生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获取最大的法律和社会效果。坚持依法严打，把运动式的严打模式引导到合法、规范、有序的轨道上来，使严打严之有理，严之有据，严之有方，严之有效，严之适度，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建立起严打经常性的工作机制，使严打斗争持之以恒、常抓不懈，保证法律的严肃性、延续性、稳定性、长期性。
二、开拓创新，建立以控为主的严打新工作机制
发展事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事关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始终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邓小平同志总结中国近现代史得出的一条重要结论。
政法机关为发展服务，首要的是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发展经济一定要有可靠的安全保障，这种安全保障包括打击和保护两个方面，打击与保护似乎是一对矛盾，实则不然，打击犯罪的目的本质上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安全。打击犯罪是政法机关的职责所在，但刑罚只是社会治安防范机制中的最后屏障，具有被动性，即使是一起查办非常成功的案件，办案既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罪犯的改造也耗费国家资源，还不一定能达到刑罚特别预防的目的，犯罪人再犯的可能性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相反过严过频的刑罚还有可能使少数犯罪者产生敌对情绪走上反社会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到了需要政法机关予以严厉打击的时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已经受到了损失，而如果案件再不能侦破，所造成的影响与后果就不是金钱所能计算的。如果我们能通过充分调动和发挥我国司法机关和党政管理部门以及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能动性，以最小的耗费或代价控制犯罪，将获得最佳的法制效果、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以?懊?锓父脑旆延?000元?澳昙扑悖?绻?芡ü?缁嵩し烂磕昙跎?0万人犯罪，可节约5亿元人民币，解决一百万中小学生教育经费。
九八年洪水中解放军官兵奋勇堵决口的悲壮一幕仍历历在目，鲧、大禹父子治水宜疏不宜堵的教训言犹在耳，所幸我们终于认识到了水土保持的重要性，采取植树造林、退耕还林等措施。我们的严打方针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83年严打是群众性的拉网式的人海战术，在1991年1 月召开的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上，出台了“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工作方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打防结合，预防为主，加强教育和管理，落实责任制，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确定了打防的互补关系和主次关系，在实行打防结合，以防为主中实现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策略原则。犯罪是一种客观存在，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我们不能期望彻底消灭犯罪，只能将犯罪控制在社会可以容忍的程度和范围内，因而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应以防为主，政法机关就应以控为主，如果把严打比做是治水的话，公安机关严厉打击是堵决口，各部门进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水土保持，那么人民调解和民间纠纷大排查就是查漏，严厉打击是治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治本，基层警务、人民调解和民间纠纷大排查是控制和预防。我们应建立起以人民调解制止民事纠纷向刑事案件转化，基层公安机关掌握情报、快速出击、将犯罪控制在初发阶段的快速反应能力的控制机制为主，向基层倾斜、向一线倾斜的严打新的工作机制。但现在基层警务、人民调解、回归社会人员的帮教安置工作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工作的开展。
目前基层公安机关经常参与的非警务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在农村，主要表现为帮政府部门征收税费、催粮要款、计划生育、农田基建、道路拓宽等；二是在城镇，主要是配合政府部门房屋拆迁、市容整顿以及配合工商、烟草、医药等部门执法，还有受命插手经济纠纷、采取强制手段替单位或私人催款追债等。110的设立初衷主要是提高公安公安机关打击现行违法犯罪活动、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同时为群众提供快捷、有效的“急、难、险”综合服务，但现在误打和滋扰的电话占到总量的近三分之一，在全国110报警服务台接到的电话中，属求助性质的非警务报警大约占六七成，而在北京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每年近200万件的报警电话中，只有10%属于警情报警。过多的话务量已使有些地方的110报警电话常常发生排队等候的现象。面对我国加入WTO后，各行业与国际接轨的要求，公安机关还面临着警力不足并且短期内无法改变以及非警务活动过多占用大量警力的双重压力，长期困扰警方的消极因素仍然依旧，体制不顺，警令不畅，经费不足，素质不高、管理不善，形象不佳，而与此同时，智能犯罪、黑客犯罪、高科技犯罪等却让警方疲于应付。公安机关，尤其是基层公安机关应减少非警务活动，依照依法治国的要求，按现代法治原则对公安工作的职责和权力重新界定，提高警察的职业化水平，增强基层警力，强化情报信息搜集，从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难点入手，排查犯罪线索，获取深层次情报信息，提高警察的第一反应能力，力求将犯罪控制在初发阶段。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协议具备民事合同的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赋予了人民调解极高的法律地位，但是人民调解虽然具有网络分布广泛、调解员来自基层一线，了解掌握情况等优势，但是不可否认，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存在一些问题，如基层调解组织不够健全、覆盖面不广，一些调解组织人员素质不高，没有完善的调解工作负责制，许多矛盾被基层上交组织等。更重要的是，人民调解虽说是依法调解，但原来的基层人民调解员来自于各行各业，大多是一些老头老太太，法律水平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只能说是只有一般的法律常识，谈不上有很高的法律素养，更不用说向法官看齐，只是由于人民调解员大多数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群众基于对调解员的熟悉和信任，更多的是以情调解，在工作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实效。现在政府面向下岗职工招聘了一批社区服务人员，相应的调解人员结构也有所优化，但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有的较亲密的邻里关系已被逐渐瓦解，而原来的人民调解员在居民中长期建立起来的互相了解、互相信任的关系被招聘的人员与社区的没有关系所取代。在现在这种形势下，作为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调解协议，要求调解员必须具备较高的法律水平，否则可能出现虽然合情合理但不合法的调解协议，而不被法院认可，同时也损害司法行政和人民调解的形象与声誉。这就要求人民调解员具备很高的法律素养，虽然通过集中培训、学习能够使人民调解员的法律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通过短期的、非系统的学习，使未受过专门法律训练的人民调解员能掌握专业的法律知识的想法是不切合实际的。为适应新形势下的人民调解工作，有必要对现行的人民调解工作进行一定的改革，鉴于司法行政职能较弱、人员较多、素质较高的情况，可在参考仲裁委员会的组成、结构工作方式的基础上对现有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改革，以一定区域为基础设立中心调解委员会或中心调解庭，调委会主任(首席调解员)由具备一定法律水平的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担任，改革人民调解员的组成结构，仿照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的组成，聘请退休的政法部门工作人员担任调解员，设立调解员名册，由当事人自己挑选调解员组成调解庭。取得法院的支持，对社区居民发生的民事矛盾纠纷，先由人民调解员组织调解，提高解决纠纷的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实行人民调解员协办公证，在人民调解员主持下达成的具有债权内容的调解协议，经过公证依法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的权力，债务人拒不自动履行协议的，只要债权人提出申请，直接进入法院执行程序。
回归社会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放在司法行政，是与国际接轨的具体体现，但国际上法治发达国家有专门的感化官，有一整套成熟规范的法律与制度，而我们国家没有这方面的制度，更谈不上有法律。司法行政部门职能本身就比较弱，与各职能部门之间没有配合关系、制约机制，回归社会人员的安置工作，从司法行政的自身职能无法落到实处，这项工作只能请求别的职能部门协助落实，那些职能部门配合不配合还很难说，这将直接影响、打击回归社会人员重新做人的信心，致使前面的改造工作前功尽弃。做为回归社会人员，最迫切的是就业问题，基于回归社会人员情况的特殊性，理应将他们视为失业人员，享受国家的有关政策优惠。从这一点出发，回归社会人员的安置工作应设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回归社会人员的帮教工作原来一直在公安部门，这项工作与遏制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密切相关，现在公安部门又在大力推进警务进社区，拥有完整的资料、网络传输系统和严密的侦控手段，司法行政不具备这些手段，为做好帮教工作，还应由公安部门接管。